按照《牛津简明政治学词典》里的说法，问责制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构成环节。在发达国家的问责制实践中，一直有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一种是担心问责制度的发展失之过严，认为这会过于频繁地扰乱行政部署，从而降低行政效率。另一种相反，担心问责制度的发展失之过宽，不能有效地实现对于权力的约束。总的来说，担心失之过宽，是大多数时候的主流看法。

在我们刚刚发展起来的问责制度实践中，类似的宽、严之争同样存在。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地方可能在于，在我们这里，宽严之争不是成熟的制度设计上的分歧，而是经常表现为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互不信任与情绪对立。在很多时候，公众倾向于认为政府部门在责任追究方面避重就轻，抛出替罪羊，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而许多政府官员会以各种方法规避批评，并认为公众要求过分。这种状况表明，问责制度所遇到的困难，不仅在于法律的不完善，也在于缺乏社会共识。

“华南虎事件”是典型而奇特的例子。网络上沸沸扬扬、锲而不舍的“打虎战役”成功揭穿骗局，取得完胜，已经成为社会公论，几乎没有异议。唯一的异议来自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有哪个官员或部门为这样的事情负责吗?追究处长?追究厅长?还是追究更高层的官员?这里不仅没有法规可做依凭，更重要的是根本没有共识。陕西方面紧闭大门，坚守不战，无限拖延。其背后的逻辑也很清楚:为这样的事情而处分官员，哪怕只是一个处长，是可接受的么?另外一个例子还是与铁道部有关。今年春节南方发生冻灾导致春运严重受阻，危机消除之后，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在两会期间尖锐批评铁道部工作混乱，要求追究部领导责任。而铁道部发言人则反唇相讥，质疑批评者危机期间在哪里，之后铁道部一位领导还高调自我评价铁道部的工作可以打90分。有两个原因使这个例子特别值得注意。首先，它清楚表明，在涉及责任归属问题上，当事的政府部门与社会评价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和对立。其次，与“非典”期间的卫生部和松花江污染事件中的环保总局比较，铁道部更像是在使用以攻为守的策略，抢占高地，确保不失。如果这是对行政问责和官员责任追究的一种一应，那就的确值得深入观察和分析了。

行政问责制度不能仅仅只是行政部门内部上级管制下级的手段，它必须回应公众的期待和要求，必须有利于提高政府在公众的公信力，建立责任政府的良好形象。要做到这一点，应该尽快地推动和提展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责任调查和绩效评估。

怎样才能有独立的调查?这在方法、程序、组织以及技术上当然需要做很多研究。但是，它绝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越来越多的官员到国外去培训过、进修过、考察过了，难道不知道，现代公共管理包含了关于调查和评估的种种理论和方法吗?关键还是在观念。如果真诚地愿意负责，真心希望政务公开，就可以发展出独立的调查。这种调查都是方法公开、程序公开、结论公开的。由此它会引导出教训吸取和社会学习，从而超越单纯的官员个人追究也会逐渐积累社会共识，使责任政府与社会信任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2008年第11期《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