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南非]J.M.库切著,张冲、郭整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就在中国的处境而言，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比前年得奖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幸运得多：他的书获奖前一年就出了中译本，而后者的书获奖后一年才出中译本。

获奖会影响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评价。不过，我们毕竟只出了一本《耻》，我觉得还不能站在“全面评价库切”的高度来谈这本小说，而只能以“我们所了解的唯一一本库切小说”为基础来谈这本小说，试着做一次解读或者误读。

戴维・卢里是开普敦一位大学教师，他勾引自己的学生梅拉妮，结果不得不面对一场调查。人们认为他侮辱了一位女子，而他只承认自己做了爱欲的仆人，拒绝公开悔过而“蒙受耻辱”。他声称“我不需要人代表。我完全能代表自己。”于是他失去了教职，到偏远的农场与女儿露茜住在一起。

露茜崇尚简朴生活、依恋土地，带有自然保护主义倾向。戴维拒不向业已改变的现实妥协。他一再声称自己是个“旧派的人”，宁肯被枪毙，也不愿“私生活成了公众的事”。但他不知不觉间在干涉女儿的私生活，他企图说服女儿“去做那些所谓更重要的事情”，可是露茜既不愿对抗，也不愿逃避，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更高层次的生活，生活就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是我们同动物共同拥有的生活。”

动物，尤其是狗，作为隐喻或象征在小说中时时出现。戴维帮助动物福利会把被人遗弃的动物杀死、处理掉。最初只是出于无聊，可后来这变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努力表现出对动物的关爱，不让它们像一件垃圾那样被处理掉，使它们死得有起码的尊严，避免死亡带来的耻辱。

可以说，正是为了逃避耻辱，戴维才来到农场，但在这里，他面临更彻底的耻辱，逃无可逃，避无可避：他们遭到三个黑人的抢劫、欺辱，露茜被强暴并怀孕，他被烧伤。他想按自己的“旧派”做法：报警，寻找罪犯，寻求正义的伸张，但在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他的想法显然太理想化了。于是他又想到逃避，想让女儿离开农场，由他安排出路或到荷兰找她生母。但露茜拒绝了。

露茜想回到农场，“像以前一样生活。”然而，事实上她已经不能了。她不愿再住那间使她蒙辱的卧室，她失去了健康活泼的生活态度，她只是消沉地承受这一切。虽然她不肯承认，但她的确是生活在耻辱的阴影中。不肯离去，就得设法与邻居佩特鲁斯妥协。

佩特鲁斯“极有耐心，精力充沛，不知疲倦。”，“诚实地做苦工，诚实地狡猾”。甚至可以猜测，他就是抢劫、伤害戴维父女的暴行的幕后主使、纵容者。他显然不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的新南非人，但戴维对他无能为力，而露茜也只能寄望于他的庇护。事实上，正是佩特鲁斯这样的人在主宰着露茜，甚至戴维，甚至南非的现状。他们代表了新的生活模式、新的道德行为准则，而“旧派”的道德行为准则在他们面前一败涂地，饱受耻辱。

露茜情愿成为佩特鲁斯的第三房老婆，把农场过户给对方，以这些戴维看来难以忍受的耻辱，换取最后的尊严：保有自己的房子，狗棚。但是，她能如愿吗？露茜不向警方说明自己被强暴，不许卢里过问此事，是因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完全属于我个人隐私。换个时代，换个地方，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件与公众有关的事。可在眼下，在这里，这不是。这是我的私事，是我一个人的事。”这段表述与戴维拒绝公开悔过的表述惊人地相似，但这已不是自由主义、个性主义的宣言，而只是对现实无可奈何的臣服。这看似捍卫隐私、个性原则的理论，其实只表明了对隐私、个性所蒙受的耻辱的无法回避。

戴维重新回到开普敦，他发现“乡村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向城市进发呢。……用不了多久，历史就会走满一个圈。”他能做的，只是默默地生活在租来的小屋里，等待露茜孩子的降生，带着爱把狗杀死，并且，创作那部主题虚幻、也许永远不会完成的歌剧《拜伦在意大利》。

戴维崇尚的“旧派”思想固然太理想化，而露茜安于现状的妥协姿态也同样太理想化。在新的境地中，他们都无法完全逃离，只能试图在巨大的耻辱下摆脱一切耻辱，重新开始。父女俩的一段对话揭示了这一点：

“这多让人丢脸，”他开口说道，“那么高的心气，到头来落到这个地步。”

“不错，我同意，是很丢脸。但这也许是新的起点。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接受的东西。从起点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不是从‘一无所有，但是……’开始，而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

“像狗一样。”

“对，像狗一样。”

虽然库切小心地不使用黑人、白人的字眼，但两个种族的矛盾、冲突、仇恨、对抗却始终在字里行间跳动。能不能防止历史的悲剧以角色互换的方式重来一次呢？就此而言，这部小说是一份沉甸甸的备忘录，一份陈述词，一份终于在场的描述，而不是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