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大地的西南部，位于今天的重庆和四川地区，有着一片热烈而厚重的土地，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着一群可敬又可爱的人们。在亿万年的山水激荡、百万年的人类气息、数千年的文明积淀之下，他们以无穷的智慧与独特的性格，书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历史华章，感人肺腑，动人心魄。尤其是在近代以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他们挺身而出，以巨大的牺牲和坚强的毅力，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涌现出了一大批民族英雄，铸就了今天伟大的巴蜀精神。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下逐步沦陷，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无数志士仁人焦心如焚，叩问中国之前途何在？民族之未来何在？
　　正当万马齐喑，黑暗的迷雾愈来愈重的时候，一位年方18岁的巴蜀子弟痛心疾首，奋起执笔，发出了旧中国上世纪之初最强的呐喊：“我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为人人应有之义务，其以此革命为日日不可缺之饮食！”这就是近代中国革命的第一声号角《革命军》，这位青年就是邹容。
　　敢于争先，敢于发出第一声呐喊，是川人骨子里的精神。邹容生于四川巴县（今重庆），巴蜀山水养育了他爽辣快意的性格，11岁时虽能“诵群经，《史记》《汉书》皆上口”，却对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即清代官场）儿不愿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这位从小叛逆的少年，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写作《革命军》，率先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口号，凭着一纸文书，鼓动天下“造反”。孙中山见到《革命军》大为欣喜，向海外华侨印发了数千册，并因此改“兴中会”为“中华革命军”，“同盟会”亦由此诞生。令人痛惜的是，此后不久，邹容受到迫害被捕入狱。然而此时，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进步，在接受庭审时，他表示已经不认同《革命军》中“反清排满”的说法了，转而“拥护社会主义”，这些进步思想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之前，社会主义传到中国的一次先声。
　　巴蜀儿女的敢为天下先，不是个别人，而是集体的精神。《革命军》发布不久，四川人士以自筹形式成立铁路公司，创全国之先，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铁路“国有”，并卖给帝国主义股权，川人不能忍受卖国的屈辱，从最初的请愿游行到后来的激烈反抗，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运动很快燃遍大半个中国，催动了武昌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如果没有保路运动，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朱德为此作诗道：“群众争修铁路权，志同道合会全川。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华革命先。”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近代以来，巴蜀儿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先后到达四川，巴蜀各族青年踊跃参军，为红军主力贡献了数十万兵力，在四川60%以上的县展开了大小数百次战役和战斗，创下了辉煌而惨烈的战争史事，有力保障了红军主力的大会师。
　　川人能战，川人善战，在于川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在解放战争初期，陕北、华北的红色根据地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猛烈进攻，解放军一度面临人力不足、物资缺乏的危急局面，在这种情况下，1947年7月23日，党中央电令刚刚经历激烈战斗的刘邓大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刘伯承和邓小平这两位川籍将领毫不含糊，于8月7日发出命令：“勇往直前，不要后方，不向后看，千里跃进大别山！”这千里之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脚下是淤泥积水，眼前是荆棘密林，刘邓大军政治坚定、军事过硬，在12万人的军队减员一半的情况下，最终如期到达大别山，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插入一把尖刀，打开了解放战争的局面。
　　巴蜀的将军不怕牺牲，巴蜀的百姓也不怕牺牲。在抗日战争时期，地处中国西南的川人百姓不愿坐观蚕食，抗日热潮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内战时期的反动军阀刘湘受到民族情感的鼓舞，放弃了内战路线，认为“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拥护国共合作，转而成了抗日救亡的名将。他组织川军奔赴前线，自己也带病出川抗日，在前线病逝，留下遗书嘱托四川军民：“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在14年抗战期间，300多万川军出川抗日，约60万伤亡，居全国各地出兵及伤亡之首，出粮1200万吨以上，出钱4400亿元法币，占全国粮钱三分之一，更有200多万四川民工以最快的速度修建了川陕、成渝公路和空军机场，打通了抗战的交通线，厥功甚伟。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巴蜀儿女的不怕牺牲，根源于深刻的爱国之情，根源于勇敢的担当情怀。
　　在辛亥革命时期，比邹容稍晚出生的四川人彭家珍，在18岁时加入同盟会，24岁为保卫中华民国革命成果，请缨刺杀清朝皇室良弼。他说：“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刺杀行动成功，但他也因此失去了生命。孙中山评价邹容和彭家珍说：“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邹至彭，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
　　朱德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巴蜀人的骄傲。年轻时，他是孙中山所创立的同盟会成员之一，曾经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军功卓著，但在屡次的战争中，他发现看不到民族的未来和革命的方向，为了寻求真理，他拒绝高官厚禄，远渡重洋，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历程，南昌起义失败时，他毫不气馁，他说，黑暗是暂时的，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面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和挟持威胁时，他毫不动摇，坚持拥护中央北上；新中国成立后，他经常深入基层调研情况，向中央提交了一百余份有利国计民生的调研报告，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在去世前的两个月，他还坚持就《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与译员交流心得体会；逝世后，妻子康克清按照遗愿，将仅有的两万余元存款尽数交了党费。朱德用一生证明了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初心和使命，毛泽东评价他是“人民的光荣”，作为巴蜀儿女的杰出代表，他更是巴山蜀水的光荣。
　　“惟蜀有材，奇俊瑰落”，巴蜀之地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贡献了数不清的英雄儿女，且不说邹容这些革命的先驱与先烈，也不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有十大元帅中的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近百人的将军群体，仅是那普通战士的代表黄继光、邱少云，坚定革命精神的代表江竹筠，就足以展现出巴蜀儿女对信仰的坚守和伟大的风骨，他们和无数无名的川籍仁人志士一起，用自己一生的奋斗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前进。
　　邓小平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也正是巴蜀儿女的初心和使命，那敢于争先的闯劲、不怕牺牲的韧劲、坚持信仰的恒劲，植根于这样深切的情感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随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逐步深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愈加稳健、愈加坚定，值此大有可为之际，巴蜀儿女将继续发挥伟大的精神和干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