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人之要，赏罚分明
　　好的用人制度体系，不仅可择取人才、培养人才，也能考核人才、激励人才，这实际上是基于爱惜人才、保护人才的考虑。司马光当年向宋仁宗进谏，提出用人的“三大法宝”，“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其实体现了一种人才考核与奖惩相结合的理念。与其同时代的政治家苏洵对该理念有过更详细的论述，“夫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课指考课，就是考察、审核。古代对官吏的考课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考，考察官吏在担任国家职务期间的实际表现；二是课，依照法令及中央命令对官吏的履职情况进行审核及评定。概而言之，考课制度，就是依据法令和行政规则，秉承“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的四善标准（“四善”是唐代的考课标准，且还有“二十七最”与之配合。概言之，“四善”实际上更多是德的层面的普遍要求，“二十七最”则和担任职务的具体职能相关），紧扣官员的德、绩、勤、廉四方面表现，在一定年限内，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的制度。
　　“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浊”。激官场之浊，扬政坛之清，考核之外，还需要一套公开透明、科学刚性的奖惩机制来保障，才能做到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让政治生态变得清明疏朗。三国时刘备入蜀，接手的政局并不乐观。彼时的四川官场，派系林立，内斗不已；法令废弛，贿赂公行；官吏刻薄，睚眦必报。应该说，刘焉刘璋父子留给刘备的，是一个烂摊子。作为股肱之臣，诸葛亮拿出了有效的“治蜀方案”。首先，他严肃吏治，整顿政风。当时本地官员法正劝告诸葛亮要对四川干部多加笼络，施以恩惠。此建议被其严词拒绝，诸葛亮给出的理由是：“刘焉父子治蜀，全靠典章和礼仪维系上下关系，互相奉承，德政不能施行，刑罚失掉效力。蜀人专权而为所欲为，君臣之道，渐渐破坏。我现在要树立法令威严，法被执行，人们便会知道我们的恩德。上下之间有了一定的规矩，奖惩分明，治国之道，由此便清楚显现了。”正是按此思路，诸葛亮扭转了蜀地官场的不良风气，并根据有无能力实绩、是否担当负责等标准，提拔了诸如向宠、马谡、李严等众多人才。
　　同时，即使功劳卓著、地位显赫的官员失职违法，诸葛亮也未徇私包庇，而是一视同仁。心腹马谡失了街亭，挥泪斩之；重臣李严误期失责，削爵为民；大将廖立搬弄是非，贬为庶民。这其实是倡导一种能上能下、匡正风气的明智之举。
　　辩证对待，为我所用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吏治实践与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些思想和做法“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因此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做好干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工作，要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依据当今世情国情党情，对于古代吏治问题要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恰如荀子所言：“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我们应注重提炼古代吏治思想的有益经验，善于发掘传统制度精神的合理内核，辩证对待，为我所用，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外、国内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