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一寡妇欲改嫁，夫家人阻扰，遂告到县衙，状曰：“公壮叔大，瓜田李下，嫁与不嫁?”县官判决仅一个字：“嫁！”精而管用，可谓判词之最。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抗战时有提案仅一句话——“敌未出国门前言和即以汉奸论。”13个字掷地有声，堪称“精”而“管用”之经典。而有些人喜欢东拉西扯、喋喋不休又言不及义，如歇后语所讽刺的：小木匠干活——东一锯（句），西一锯（句）；卖帽子的喊卖鞋——头上一句，脚下一句；神婆子念咒——瞎叨叨。民间戏称饶舌的人，姓“双口吕”。其实，上帝造人一张嘴巴、两只耳朵，听的当比说的多。
　　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倡导“短、实、新”的清新文风，反对“长、空、假”的恶劣文风。他在《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的讲话中说：“不少地方和部门按照中央改进文风会风的要求，提出以‘能少则少、能短则短、能精则精、能简则简’为原则，尽可能开短会、讲短话、发短文。这‘三短’，就是我们应当大力倡导的风气。”而他自身讲话、写文章，也体现了“精”而“管用”的风范。他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在《浙江日报》头版“之江新语”专栏上的232篇短评，文字精练、语言隽永，篇幅不长而意味深长。
　　除了某些特定的交际需要，一般说来，迅速、准确、简明地把意思告诉对方，是提高说话（包括办事）效率的首选方案。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说：“只有聪明人才善于把许多意思压缩在一句话里。”音乐家舒曼说：“见解愈是成熟，说出来愈是简单朴素。”诸如此类，正如谚语所说：“会说的说一句，不会说的说十句。”问题在于：“不会说的说十句”，还不如“会说的说一句”。
　　语焉不详、吞吞吐吐、模棱两可、含而糊之、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之类，是说话的大忌。当然，说出来的只是一种外部语言，要想说得清楚，首先要心里想得明白。与眼明手快相对应的是心明口准。总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吧。
　　身处信息爆炸时代，言语交际更当注重效率优先。邓小平同志有“学理论要精，要管用”的指示。说话也要“精”而“管用”，他本人就是这种说话风格的典范。他沉稳内向，平时言谈不多，不管同外宾谈话还是开会讲话，都开宗明义，言简意赅，直陈要害。1975年3月初，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开会那天，当几个省、市领导走上前来，满面笑容地想与邓小平握手时，他却迅速地举起右手在空中摇了摇，向大家说：“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然后他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真是开诚布公，直指会议主题。基辛格博士评价邓小平“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位政治家之一”。话不多讲，更不讲空话、废话，讲一句是一句，讲了就要办到，办不到的话不讲。说话“精”而“管用”，既有关领导艺术，也事关政治品格。
　　其实，在不少场合下，人们不妨向新闻导语学习某种说话的方式。好的新闻导语通常是一种集中、概括、凝练、明快的语言表达。倘若人们能以新闻导语那样来说话，那不仅我们的耳根可清静不少，而且办事效率将成倍提高，但谈恋爱是例外。
　　（作者单位：浙江省安吉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