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Edwards检验了最近35年来160个发达国家、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贸变化，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一个是大国的贸易顺差不会持续太久，而且顺差衰减时的变化率是非常大的，当一个大国的顺差步入峰值，走下坡路的时候，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另外一个现象是外贸顺差的国家永远是非常少的（平均来说只有28%的国家是顺差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贸易逆差国。而且，整体而言，顺差国一般比逆差国的经济效率要高。

Edwards的判断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珍视出口和外贸顺差，而不要仅仅将它视作“带来流动性过剩的麻烦”。众所周知中国的GDP增长的拉动因素有三：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一个是外贸。

在中国，只要具备常人的直觉理性就能感知，外贸的“价值纯度”是最高的，消费其次，而投资最低。原因很简单，投资是最容易发生“寻租”、“政绩工程”的领域。而且用投资建立大量基建拉动经济增长是过去的一条“老路”，虽然这条老路并非错误，但效率不高也是事实。相反，外贸是官僚“寻租”最少、相对没有“形象工程”因素的领域，它提供的是一种更为真实的效率改进和福利增加。这也解释了“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为何比“进口替代型”国家更有前途。

中国的经济政策应该“善待”出口，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外部需求下跌是个无法绕开的难题，那么刺激经济的着重点就应该是放在“刺激消费”上面。而拉动消费则需要对民生项目进行“投资”，例如建立社会保障的安全网、发展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民生项目，因为这使得国民能够用一种安全的心态看待未来，从而减少“谨慎性”储蓄、减少那些为预防“不时之需”的悲观性储蓄，这才是刺激经济的长久之道。实际上，只要解决好必要的民生问题，刺激消费是很容易的。我们以日本为例，日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储蓄率达到峰值，随着日本政府对民生的投入，家庭储蓄率下降很快，90年代的老龄化又助推了储蓄率的下跌；中国台湾地区亦是如此，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当局加大了对民生的投入，使得台湾地区的储蓄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呈显著负相关，储蓄文化消退消费哲学盛行。中国目前也处于老龄化的拐点阶段，未来的消费支出必然是扩大的，80年代生人的新生代接纳更为激进的消费文化，只要政策当局加大对民生的投资，刺激消费要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为成熟。

（2008年10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