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量”从语词上看有二意，一指善饮，疑应是其本意；二指宽宏的气度，料当是其引申义，如今最常用的多是这个引申义。《现代汉语词典》列举的例句是“要有倾听批评意见的雅量”。

雅量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价值取向，中国历史上曾经出过不少卓有雅量的人物，当然大都是些明君贤臣之类的上流人物。最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民国年间，曾广被讥笑为大草包的军阀韩复榘，居然也很有些雅量。据曾在韩手下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先生回忆，当年省财政要削减教育经费，他愤然找韩当面抗议，态度相当强硬：“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韩非但没有被“触怒”，反而起身对他说：“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果然，韩统治山东期间始终信守诺言，教育经费不仅从未拖欠过，反而年年增加，也从未向教育界安插过一个私人。

梁漱溟在1953年9月18日的会上说：“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毛主席的雅量。”毛泽东答以：“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又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很明显，梁漱溟所要求于毛泽东的雅量是纯粹道德意义上的，因此毛泽东可以有那种雅量也可以没有，差异仅在于赢得还是失掉对方的尊敬。如果同一事件发生在西方宪政文化环境下，情形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梁漱溟作为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批评政府，这是他的法定权利，政府方面非但不得干扰，而且有义务排除各种干扰，进而还应保障和捍卫梁的发言权。这就是西方的法律语言与中国的道德语言的不同所在。

中西文化既有东西之别，又有古今之异。具体到“雅量”这种文化现象来说，应当主要是古今之异。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法律上的许多条文都是由道德规范升华而来的。

儒家的道德观念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儒家要求民对君、下对上、幼对长应尽的忠孝义务等道德观念至迟在曹魏时就写入了律典，确实早已固定化为法律的基本原则了。但是儒家要求君对民、上对下、长对幼应尽的宽仁、慈惠、友善义务等道德准则却迟迟未能形成法律的条文。所以人们至今还在津津乐道那些“雅量”故事。

如果我们能对“雅量”这种独特的中国文化现象稍加考察，或许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中国文化要想恢复其生命力，中国法律要想实现其现代化，“雅量”就不能继续停留在道德层面，而必须升华为法律。这既是全人类各个民族，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共同诉求，也是法治和宪政的一项基础要件，不容或缺。如果还是沉湎于絮叨那些老掉牙的“雅量“故事，法律现代化就难以实现。

（2007年第4期《民主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