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知道安德烈　纪德这个名字的恐怕不会很多了。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经怀有何等心肠迢迢千里远访苏联，又是以怎样一种态度面对那“处于分娩状态的辽阔土地”的。

十月革命的炮声，不知唤起了多少人蕴积于心的热望。纪德就公开宣称自己对那个新生国家的赞赏和热爱。他认为那里正在进行一场前无古人的尝试。他满怀希望地“期待着那里取得的巨大进步，出现能够带领全人类前进的飞跃”。上世纪30年代初，他怀着无限热切的心情访问了苏联。纪德对苏联那火一般的灼热情怀，在他的苏联游记中随处可见。他把苏联视为“一个榜样”、“一个向导”。他衷心欢呼在那里出现的一切，以近乎天真的语言为之赞叹：“我们所梦想的，我们几乎不敢希望的，我们为之努力追求的在那里发生了。乌托邦的理想在它的土地上即将变成现实。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我们内心充满向往。最困难的事情似乎已经做了。我们以所有受苦难的人民的名义高高兴兴地冒险支持它并介入这场革命。”在纪德眼中，苏联到处表现出一片欢欣的景象。

他说自己在那里看到的“到处是一片热情洋溢的欢乐景象”。他以满腔热情衷心赞颂为革命氛围熏陶得心怀坦荡的苏联人民，他感到在那儿可以和任何人一见如故，热忱地坦诚相见。他说，“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不会像在苏联那样能如此深切强烈地感受到人情味。尽管语言不同，我在任何别的地方，还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温暖浓厚的同志加兄弟的情谊。”

如果仅仅是一边倒的讴歌，那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问题出在纪德在礼赞的同时，还“不合时宜”地说出了一些逆耳之言。他批评了在莫斯科见到的那种千篇一律的社会平均化现象。“人们都异乎寻常地穿得一样，”他写道，“如果能够看到人们的思想的话，无疑地这种千篇一律也一定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他批评那里长久以来的物质匮乏，“使得人们只要得到一点点东西就很满意了。看到邻居没有更多的东西自己也就满足于已经有的东西了。”他批评那里缺乏个性。“个人淹没在人群之中”。批评那里的商品质量低劣。由于国家既是制造者，又是购买者，又是销售者，没有竞争对手。消费者又没有选择余地。所以只要数量就行了，对质量的追求纯属多余。“到处都是只求多不求精，优质品让位给大路货”；他批评那里的产业工人“异乎寻常的懒散”，甚至可以说有点“萎靡不振”；他批评那里“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众人的幸福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为了得到幸福，就得听话。随大流”。他说．这个政权让广大人民相信自己在等待更好的日子来临时，已经过上了好日子，“别的地方的人们都不如他们幸福”。期望、信任和无知，使人们以为“苏联之外到处一片黑暗、除了不知羞耻的几个资本家以外，全世界都在黑暗中挣扎”。纪德敏锐地觉察到苏联人民精神世界可悲的单调和贫乏“人们的思想已经被磨得没有棱角，”他写道。“每天早上，《真理报》教他们应该知道些什么，想些什么，相信什么。出了轨是不行的！每次和一个俄国人谈话就等于和所有的人谈话一样。并不是因为每个人都确切地听从了某一个口令，而是整个做法使得个人不能与众不同。……这样就造成了往往令外国人惊奇的非同寻常的顺从。”在纪德的苏联游记中，对苏联批评得最为严厉的是这样的一些话：“现在要求人们听话、服从。要求大家赞同苏联所做的一切，而且不是无可奈何的赞同，而是诚心诚意地，甚至还要满腔热情地赞同。……哪怕一丁点反对意见，一丁点批评都会招致最严重的惩罚，人们立刻就噤若寒蝉了。”

纪德无非是说了一些真实的表象而已，但是当他终于说出了这样一些完全说不上严厉的批评之前，也曾犹豫再三。他想，“重新声明我热爱它的同时，我是否应该把我的不同看法掩藏起来，撒谎说我赞同它的一切呢？”

经过痛苦的思考，他对自己说：“不行！”因为这样做，“既对不起苏联，也对不起它在我们眼中所代表的事业”。回到巴黎之后，纪德终于坦荡荡地说出了自己的逆耳忠言，他说，他一贯主张“要最严厉地对能够让我们始终拥护的人指出一切”。他是出于“对它依然怀有期望，尤其是因为它让我们有所希望，才对它提出批评的”。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才会有助于苏联以及它所代表的事业。他深信“一个国家的特定的错误不足以抹杀一个世界性的、国际性的事业的真理”，因此他说他坚定不移地相信苏联最终会战胜他所指出的种种错误和弊端，否则他就不会发表他这部游记，甚至不会写这部游记。

然而遗憾的是纪德的灼灼情怀，却被曲解了，甚或污蔑了。对苏联的那些明显不过的错误和弊端的善意批评，竟成了他的罪状，就像被揪出示众的奸细似的，说了真话的纪德被粗暴地推到了“腐朽的没落世界”那一边。不妨设想一下：假若纪德当年那些逆耳忠言，果能为自己忠告的对象所接受而不被认为异端，从而让广大人民生活在一个精神生活宽松一点、物质生活丰富一点、个性有更多发展余地的环境里，这场曾为亿万欢欣鼓舞的人民所热切拥护的“前无古人的尝试”，难道竟会夭折得如此容易吗？真正受惠于这一伟大尝试的广大人民，又竟会如此轻易接受它可悲的结局吗？

（《随笔》2003年第6期 作者 岑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