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形态，既体现为政治理念的先进、政治意识的民主、政治行为的理性，更重要的是通过法律确立为具体的政治制度，进而演化为现实的政治秩序，而绝不可只停留在政治理想、政治宣言的虚拟状态。政治文明从理念到制度、由制度到秩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政治文明发展到今天，法治已经成为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

（一）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在现代社会，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是道德、政策、宗教等其他社会规范所不能替代的。法治全面地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因而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为理想、最为优越的政治。首先，法治是理性的政治。具有理性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统治者较为优良。其次，法治是驯化了的政治。它通过对权力的规制，使权力的运行彻底摆脱了肆意、任性的状态。再次，法治是有序的政治。法治通过规定权利和义务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人人都须遵从的非人格的法律体系。这个体系在形式上表现为一套逻辑的清晰、首尾一贯、普遍有效的抽象规则。它要求所有的人，无论普通民众抑或领袖、官员，都须忠实于法律，受法律的制约。任何人违反法律，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最后，法治是和谐的政治。法治为政治理念不同人之间的和平对话提供了一条制度化的渠道，统治者不用担心失去权力会威胁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利益，被统治者参加政治也不用冒着生命的风险。在法治体制下，治者和被治者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和平共处、公平竞争，呈现一种和谐的状态。一个国家的法治状态，也直接体现了该国政治文明的程度和水平。它集中反映了这个国家政治权力产生的合法化程度、政治生活的合法化程度、权力运作的合法化程度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合法化程度。

（二）法治社会是检测政治文明的价值标尺。现代政治文明是以正义为宗旨，以公平为原则，以理性为基础的。但是，何为正义？何为公平？何为理性？由于社会地位不同，各个利益集团都会有不同的回答。在众说纷纭的社会当中，先进的政治文明必然要追求一个为多数人认同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不是执政者的主观任意，而是源自社会多数成员的法律认可，即“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法治的方式才能实现。没有法治的政治只能是政治上的专制，也就谈不上文明。法治还体现政治文明的层次和状态。法治程度越高，政治文明必然越先进。当政府和公民已习惯于自觉遵守法律，按照法律规范行事时，政治领域也必然向开明发展。也就是说，考察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只要通过法治化展现出来的秩序，就能真实地反映出政治文明的实际状态。不能想象一个还没有实现法治的社会能够让人感受到现代政治文明的气息。

（三）法治是实现政治文明的途径。政治文明的发展以更广大人民的参与为标志，政治文明的程度决定着政治主体所享有政治权利的大小。但是政治文明不是人们的无限制的自由和为所欲为，因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种权利”。所以政治活动必须以法治设定的轨道来运行，脱离法治轨道的政治必然是混乱、无序的。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规律看，政治文明进步总是以法制的不断完善和法治的逐步实现为载体的，所以说法治既是实现政治文明的必要前提也是体现政治文明的基本形式。

（四）法治是推进民主政治的保证。政治文明的本质属性是民主，基本特征是法治。就本来意义而言，民主是指多数人的统治，或叫人民的统治，即一个社会的最终政治决定权不依赖于个别人或少数人，而是特定人群或人民全体中的多数。民主和法治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缺少制度基础的空中楼阁；反过来，法治的真正体制基础是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这就决定了政治权力的本质在民，权力的行使必须为人民的主体地位和根本利益服务。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的统一起来。三者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三大支柱。党的领导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根本保证，党领导人民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和法律，从而把党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上升为法律，并成为全体公民的行为准则；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而如何“作主”、“作什么主”则要有法治来规范，经过正当法律程序产生的结果，不论是否符合个人的意愿，都对其具有约束甚至是强制的作用；依法治国则要求执政党领导国家政权必须进入法治境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落实，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已经高举起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旗帜”。为提出这个目标，中国付出了太多、太沉重的历史代价，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需要付出长期的、极其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