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夏天，18岁的我背着帆布行囊，在客船的轰鸣声里告别家乡，又沿着太公山的羊肠小道往上攀。走到山腰时，几幢青石拱顶的房子忽然出现在眼前，木牌上“太山小学”四个字被风磨得有些发白——这就是我执教生涯的起点，也是我与“教师节”缘分的开端。

村民们还习惯叫这所学校“石佛庵”，听说是从前的旧庙改建的。几间瓦房悬在山崖边，入秋后周围的洋槐树落光了叶子，整个校园就孤零零地嵌在荒野里。

那时的乡村教师，工作条件艰苦，待遇也相对差，更难的是在社会上不太受重视，我常听老教师感叹“教书匠没奔头”。可刚走出师范校门的我，揣着一腔热乎气，白天和孩子们在教室里跺脚取暖，下课追着他们在操场跑，倒也不觉得苦。直到放学铃响，学生们背着书包顺着山路往下走，校园里只剩我一个人时，才会被呼啸的山风灌得打哆嗦。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中心校的通知像一缕光透进了石佛庵：1985年9月10日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教师节，全乡教师要去乡政府开会庆祝。

那天我起得比鸡还早，翻出箱子里唯一一件白衬衣——那是师范毕业时，母亲特意扯布做的，领口浆得挺括。我对着小镜子把头发梳得规规整整，又抻了抻衣角，尽量让褶子少些，才踩着晨露往8里外的乡里走。山路不好走，鞋底沾满泥，可心里的雀跃压过了疲惫：这可是参加“属于自己职业的光荣盛会”。

乡政府的会议室是间旧戏台改造的，台檐的木板脱落了半截，露出里面的朽木，可台檐上“白溪乡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大会”的红纸黑字，却格外耀眼。台下的“座位”是搁在石礅子上的木板，我和素不相识的各学校老师们挤在一起，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藏不住的笑——那是被记挂、被尊重的喜悦。这场景像山间的暖阳，照进了每个人的内心。

乡长讲话时，我听得格外认真，他说“教师是园丁，是蜡烛”，这话如今听来或许寻常，可在1985年的那个秋天，却让我鼻子发酸。临近退休的刘老师上台发言时，声音好几次哽咽：“教了30年书，终于有了自己的节日……”刘老师教书几十年，不知教了多少学生，有的一家三口——爹、娘和娃都是他的学生。我肃然起敬地凝望着他。

到了表彰环节，看到那些上台领奖状的老师，我心里充满羡慕和敬佩。当工作人员把一条印着“庆祝第一个教师节”的白毛巾递到我手里时，我几乎舍不得碰——那毛巾雪白雪白的，红字印得工工整整，我把它叠得方方正正揣在怀里，像藏着稀世珍宝。后来带回家给父亲看，他反复打量着毛巾，说“我娃当老师，现在也有体面了”，那一刻的自豪感，我记了40年。

会后大家在街上的小馆子聚餐，木桌拼了好几排，乡长、校长端着茶，以茶代酒挨桌敬，轮到我时，乡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好好干，咱家乡的未来、娃儿们的前途就交给你们了。我又激动又自豪，暗暗下决心一定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尽职尽责地教好书。

从那时起，我在神圣的三尺讲台站了13年，从小学教到初中，教过好几门课，最欣慰的是有几个学生还考上师范，成为母校的教师。直到1998年，我被市委宣传部调去写稿子，才离开了学校。那段教书生涯成为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岁月。

一晃40年过去了，我早已从刚参加工作的那个青涩的青年，变成了满头华发的老年人。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41个教师节。站在窗前看着楼下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听着他们清脆的笑声，我总会想起1985年那个秋天。这40年的发展，体现的是国家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是千万教师对岗位兢兢业业的坚守……

回想起我经历的第一个教师节，感觉它像一颗种子，在1985年的山风里扎了根；而这40年的教育变迁，让这颗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庇佑着更多像我当年一样的年轻人，在教育的路上，走得更稳、更远、更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