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鄂西北谷城我的老家，人们常把糍粑称为“糍馍”。对于不带汤水的面类食物，我们统称为“馍馍”。包子和馒头叫“蒸的馍馍”，锅盔叫“烙的馍馍”，薄煎饼叫“摊的馍馍”。一般来说，“馍馍”都是面粉做的。将糍粑也叫作“馍”，或因其形态功用与白面馍类似。
　　老家乡村，农历八月十五并无吃月饼习俗，而是家家户户打糍馍。在那个不少家庭整天喝稀饭、米糁糊糊儿、苞谷糁儿的饥饿年代，大米干饭和白面馒头能让农家子弟眼睛放射出光亮。糍馍的珍贵程度和大米馒头差不多，虽说平日也难得一见，但相比稀罕的月饼，终归亲民许多，所以中秋节糍馍成了主角。
　　做糍馍的糯米来之不易。那时糯谷亩产六七百斤，杂交稻一千二百斤左右。无论大集体时代还是分田到户以后，生产队稻田糯谷占比都很少。生产队水田依质划分为三类：一类光照时间长，土质肥沃，旱涝保收；二类不缺阳光雨露，但位置稍偏，供水不方便；三类为冷浸田，窝在深山沟，少见太阳。分田到户前，糯谷差不多只在冷浸田占有一席之地。土地承包到户后，才有些农户会在几亩连片的大田中，辟出三四分田栽种糯谷。糯谷稻穗比其他稻穗明显长一截，糯米比普通稻米细长。或许是种植面积小，藏身之处又不显山露水，糯谷给我印象始终模糊。
　　但是关于糯米以及糍馍的记忆却分外清晰。母亲身材瘦小，体单力薄，在生产队算不上“硬劳力”，“工分粮”挣得少，我们家总是青黄不接，经常不到月尾就要向乡邻借粮，孤儿寡母日子很是艰难。母亲好像从未做过糍馍，因为每年等不到农历八月十五，几斤可怜的糯米早已被我们消灭殆尽。
　　舅舅和舅母在生产队属于响当当的“硬劳力”，外婆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家分的糯米可以留到中秋节。
　　在父亲去世之后、我考上师范“跳农门”之前，我和妹妹年年都在外婆家过年，也有好几年是在外婆家过中秋节。中秋节那天，舅母不待天放亮就起床，将糯米倒进大木盆浸泡。等糯米浸泡到晶莹剔透，尽数捞出，放入柴火灶上的大铁锅，干柴大火蒸至九成熟。六十多岁的外婆也起得很早。鉴于舅舅和舅母已经走到“家庭舞台”中央，她自觉退居“二线”。外婆坐在灶台前，不断往灶膛添加柴火，默默为舅母“打下手”。
　　糯米蒸熟后，舅母迅速将它们铲到一个比水桶略小的木桶中，抡起擀面杖，从木桶内侧四周边缘不断杵下去，直到把蒸熟的糯米鼓捣得不见颗粒、黏性十足、浑然一体。舅母取出一半放到案板上，用以炕甜糍馍。剩余一半炕咸糍馍。
　　拟做咸糍馍的那部分糯米团，往上面均匀撒上几勺盐还有半碗葱花，继续杵三五分钟，然后将糯米团切块切片，揉捏成比甜薄脆饼干稍大、约莫指头厚的小圆饼，放进铁锅，用文火炕到两面黄。甜糍馍是在小圆饼炕好出锅后，在表面撒上些许白糖。
　　打糍馍有两个环节特别讲究：一是杵糍馍。糯米蒸熟出锅要赶紧杵，晚了糯米不容易捣碎，吃起来不够爽滑，甚至会碜牙。二是炕糍馍。一定要用文火小火，最好烧干松毛（松树针）和“胡叶片”（花栎树叶）这类“软柴”。舅母打糍馍手法娴熟，外婆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每次糍馍出锅，我们几个孩子每人都端一大盘，狼吞虎咽大饱口福。外婆、舅母、舅舅看着大家心满意足的样子，乐得哈哈大笑。
　　岁月不居，时光如水。转眼三四十年过去。我从老家来到深圳工作已有十八年。这些年，月饼当然成了家里中秋节的标配，糍馍已成为遥远的回忆。母亲与舅母还健在，可惜外婆与舅舅均已作古。
　　然而生命中的很多经历或遭遇，并不因岁月流逝而淡化和忘却。相反，虽渐行渐远却越来越清晰。比如，故乡的耕牛、水车、石磨、糍馍……当我向女儿讲述我小时候吃糍馍的馋相，女儿饶有兴趣，这样的故事超出了她的经历和感悟。糍馍在我，是生命中值得珍视的事物；在女儿，只是一种普通食物。
　　尽管如今丰衣足食，各种美食糕点应有尽有，但是每到中秋节，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起糍馍。此时，舅母勤劳持家的身影浮现眼前；舅舅憨厚亲切的话语响在耳畔；外婆慈爱的笑容，她坐在灶门前低头往灶膛添加柴火的情景历历在目。那黄灿灿喷香的糍馍开始撩拨我的味蕾……
　　“今人不见古时月”，一块小小的糍馍，承载着我们那代人艰难岁月的美好记忆和特殊情感，亦是挥之不去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