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在这不同寻常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起我的父亲——一位早年投身抗战，为党和国家奉献终身的老战士。
　　一
　　我的父亲郝沛霖1910年出生于河北省涿鹿县（民国时期察哈尔省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8岁进入私塾（后改为国民小学）读书，但由于家里贫困，只读到初小毕业时就几乎失学。因父亲学习成绩很好，学校老师反复动员家里，父亲才得以外出上了高小。通过学习新的知识，一个农村少年打开了眼界，这时他的理想是做像晏阳初那样乡村建设推广的实践者，走教育救国之路。高小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实在难以支撑，父亲不得不回乡务农，不久被聘为本村小学教员，一个15岁的小先生教全校学生30多人。白天给三个班级重复上五六节课，晚上给学生判作业、备课，十分辛苦。但他却愉快胜任，课余还兼任村里的文书，管理村里的经济账目。父亲18岁时，我的祖父去世，父亲料理完家里的事情，决心出外求学，寻求报国的途径。不久父亲考取了省立张家口师范学校，在1931年察哈尔省六七所中等学校统考中，他在全省同年级中得了第1名。1932年初师毕业，父亲又考取了高级师范。当时学费有困难，父亲就兼任家庭教师，利用菲薄的收入，维持到高师毕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省立农村实验小学任教员兼庶务，一年之后担任了校长。父亲非常爱国，也非常务实，他一直想通过自强不息的努力，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
　　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察哈尔省很快沦陷，学校被迫解散。父亲潜回家乡，寻找抗日救国的力量。1938年初，八路军邓华支队进驻察哈尔地区开展抗日对敌斗争。父亲闻悉立刻投笔从戎参了军，被分配到政治处宣传队，不久随部队出发东征。此时，邓华支队与宋时轮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部队准备东征支持即将开展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宣传队的任务就是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除宣传外，打起仗来，还做一些后勤保障工作。不久部队攻克了蓟县县城，建立了蓟县抗日政府，成立了以县委为中心的救国会。父亲被任命为县政府秘书，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父亲随部队回到平西。
　　1939年2月，父亲所在部队改编为冀热察挺进军，萧克接任司令员，统一指挥平西、冀东、平北的抗日武装部队。1939年春天，父亲调任32大队（后改为7团）供给主任。
　　1940年前后，7团受命开辟平北地区，这里的抗日斗争极其艰苦，敌强我弱，没有群众基础。7团3次进去，都站不住脚，兵力折损近半。为此，上级决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以发动群众站稳脚跟。1940年春派干部进平北建立了昌延联合县政府。第一任昌延联合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到任不到3个月同时牺牲。部队又抽调史克宁与父亲担任县委书记和县长，他们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熟悉风土人情，而且都比较擅长做群众工作，因此局面很快打开。他们团结联合当地各界社会精英，开展抗日宣传，努力发动群众，先后建立了13个区政府，并在各村建立了党支部。他们还开办抗日干部培训班，为平北区部队输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当时平北区11个抗日县政府中，昌延县工作成效最为显著。1000多名党员，昌延县占了一半，有力地支持了平北平西的抗日斗争。
　　由于平北游击区离大城市近，敌强我弱，敌伪反复扫荡清剿，因此这里的抗日武装损失很大。父亲在一次率领县大队外出开展工作时，不幸胸部中弹，身负重伤。他的通讯员张大个奋不顾身，背着父亲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地，冲出了敌人包围。但此后不久，敌人却在报纸上刊登消息：共匪县长郝林（父亲当时的化名）战死。家里辗转得到消息，全家人悲痛不已，祖母不久就过世了。当年父亲参军走得急，未能和祖母与家人告别，谁知从此天人永隔。父亲在昌延联合县任县长3年，后又转到平北分区、平北地分委工作了两年多，一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他始终没有离开平北。父亲说，当年家乡与他一起参军的40人，幸存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就他一人。平北斗争之惨烈，由此可见一斑。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但张家口的敌伪军拒绝向八路军缴械。平北的武装部队，包括10团、40团及教导大队，在平北军分区司令员段苏权的领导下直捣张家口敌营激战三昼夜，于8月23日解放了张家口。父亲参加了这次战斗，是随军前进的接收城市的工作人员之一。这是张家口的第一次解放，张家口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解放的第一座重要城市。父亲被任命为财政局局长。当时在征税税率和征税方式方法上，争议很大。父亲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敢于坚持原则，制定了切合实际的税收政策，团结了广大工商业主，保证了合理的税收负担。在我党边区政策的推动下，在财税工作的带动下，张家口工商业、农业、市政等方面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1946年10月，父亲调到晋察冀党校参加学习整风。学习半年后，父亲参加了解放区土改。当时上级提倡在土改中办党校，全校大部分人员都到山西阳泉一带参加土改。这一时期，父亲任华北局土地政策研究员，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力以赴做好土改工作。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原晋察冀中央局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两地党校合并为华北局党校。土改结束后，学员都先后回到了华北局党校。父亲当时在党校一部学习（在平山县王平村）。在党校，我父亲遇到了我的母亲，他们相识并相爱。我母亲1939年入党，是抗日村长出身的县妇联主任，晋察冀军区的劳动英雄，冀中区著名的妇女干部。抗战时期冀中有一首歌就是唱抗日英雄张长女（母亲的原名，参加革命后改名张郁芬）的。母亲没上过学，文化水平低，就想找一个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学习和进步。见到父亲，一百个同意。父亲则希望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工农干部，互相取长补短，因此父亲也十分满意。组织上很快就批准了他们的结婚请求，还批了一笔结婚费——120斤小米。当时形势发展很快，还没等他们结婚，平津就解放了。母亲马上随冀中区的干部队伍北上接管天津。父亲则考上马列学院第一期，随学校进入北平西山。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形势稳定下来，他们才办了结婚大事。母亲风尘仆仆地赶到平西碧云寺马列学院驻地。学院为他们举办了简朴而庄重的婚礼。学院领导杨献珍做他们的主婚人，马列学院第一期的全体师生100多人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这时他们已经人到中年，父亲40岁，母亲33岁，从此二老携手共同生活了60多年，度过了他们的钻石婚。
　　三
　　我的父亲母亲从投身抗战起，在党的领导下出生入死、英勇奋战，为建立新中国贡献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父亲多年从事党校建设和后勤管理工作，他始终一身正气，坚持原则。1982年1983年二老先后离休。
　　离休后，父亲和母亲每天在党校校园内义务种植花草树木，为广大教职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最多的时候种的花卉有２亩多地。为了让培养的花苗过冬，父亲还自己盖了花窖，置了全套工具。党校领导劝父亲保重身体多休息，家里人也劝他少干点，他总是笑笑而已。父亲身体并不好，但他离休后整整干了30年，居然干到百岁开外，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世纪80年代末，曾经有一个东北学员来中央党校学习，早晨散步时经常看到一位白发老人在湖边花园里干活，他以为是哪位职工的家属，也没在意。十几年后，他再一次来党校学习，仍然看到这位白发老人每天在地里干活。他大为惊讶，一打听，才知道是一位已经90多岁高龄的离休老干部，深受感动，于是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校园情思》谈的就是我的父亲，后来他还和我父亲结成了忘年交。
　　离休后的父亲还热心公益，关心社会。父亲从小就有教育救国的理想，参加革命前一直从事乡村教育，教育情结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在延庆抗战的三年里，他曾经身负重伤，是延庆人民救了他。虽然离开延庆已经多年，但他时刻牵挂着延庆的教育工作，特别是延庆的贫困学生。在他95岁时，捐出了平生省吃俭用的10万元，用于支持延庆山区教育事业。在延庆县政府的组织下，父亲还发起建立了“阳光之爱助学基金”。这就是晚年的父亲，一位老党员，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做一些事情。
　　虽然父亲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但他们的革命理想和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他们的革命意志和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作者系原国家行政学院院刊室副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