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9年4月1日，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果戈理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828年，果戈理中学毕业，揣着为国效力的满腔热忱来到圣彼得堡，他成为了一名普通的政府职员。社会底层的工作生活经历让果戈理体会到了世态炎凉和官场虚伪。冷冰冰的现实使果戈理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文学领域。随后，在友人的介绍下，果戈理结识了俄国文坛巨星普希金。
　　（一）
　　“我一生中光辉的时刻，就是我从事创作的时刻”，这是果戈理的内心独白。在普希金的鼓励和帮助下，1831—1832年间，22岁的果戈理相继发表了《狄康卡近乡夜话》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果戈理在文中描绘了一个色彩鲜明、豪放浓烈的世界，幻想与现实、神话传说与民间歌谣、惊心动魄与欢声笑语在这里相互交织。果戈理充分展现着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和充沛的情感。普希金看完后说道：“我们对这部俄罗斯著作惊叹不已……它使我们开怀大笑。”别林斯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里面有着多少机智、快乐、诗意和民族性”，“充满着生命和诱惑的素描”。果戈理在俄国文坛的地位由此奠定。
　　《狄康卡近乡夜话》的出版让果戈理收获了赞美与荣誉。1834年，在普希金的推荐下，果戈理顺利成为圣彼得堡大学世界通史教研室的副教授，追求官场上飞黄腾达的理想到此已告结束。这一年，果戈理开启了井喷式的创作，别林斯基宣称，果戈理正在成为“诗人的领袖”，果戈理将这一年称为“无法理解的1834年”。而让读者无法理解的是，出自同一颗心、同一只笔下的文字在可笑的同时却又不那么可笑了，他的作品从浪漫主义的欢乐转向了现实主义的悲伤。而这一切就像他在《狄康卡近乡夜话》的结尾中写到的那样：“欢乐——这位美丽而变幻无常的客人，不就是这样从我们身边飞走，徒然让残留的一声两声来表示快乐的吗？声音在自己的回声里听出了哀愁和荒凉。”这种哀愁和荒凉即将以荒诞离奇的规模席卷俄国。
　　别林斯基将果戈理的新作品称之为“生活的喜剧”，它们体现的“总是被深刻的忧伤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这种忧伤与兴奋在随后的《钦差大臣》中达到了顶峰，果戈理用喜剧这面镜子照出了以沙皇为首的俄国官僚阶层的丑陋嘴脸，从而揭露了农奴制下的腐朽与反动。只是当《钦差大臣》在首都的剧院上演后，面对着笑得前仰后合的观众，果戈理感受到的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愤怒的压抑。这是他和俄罗斯世界进行的第一次公开对话，在剧院这个讲台上，他想让人们看清这个世界，他想让人们团结起来。但是潮水般的笑声淹没了思想，他没有看到期待中的东西，甚至受到了攻击和谩骂。于是，果戈理明白了，“作为一个戏剧作家意味着什么。只要有一点点真理的迹象，就会有人起来反对你，而且不是一个人，而是好些阶层”。此时，在文学创作上他是耀眼的，但是他却感到痛苦。
　　（二）
　　1836年，带着这样一种苦闷的心情，果戈理选择去国外漂泊，他说：“我现在所需要的是道路，是的，道路，冒着雨，踩着泥泞，穿过森林，跨过草原，去往天涯海角。”5年后，果戈理带着另外一部伟大的著作《死魂灵》返回故土。《死魂灵》第一卷的出版再次震撼了俄国，它对俄国社会的批判是如此的深刻，人们争相阅读，表现出了两种鲜明的态度和完全相反的观点：不是欢欣鼓舞的喜爱，就是冷酷无情的憎恨。站在中间的果戈理怅然若失地再次踏上漂泊之路，他对朋友说道：“我走，向何处去——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1845年，果戈理自觉将不久于人世，提前立下遗嘱。在遗嘱中，他请求朋友们帮他整理彼此之间的信件，选择“有益于人心者”编成单册出版。他还对近年来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审视自我，审视那些曾经给他带来荣誉的作品，并将它们称之为“苍白无力之作”。结果遗嘱并没有派上用场，他康复了。于是自己动手整理信件，于1847年出版了《与友人简书》，并将遗嘱作为前言刊出。在《与友人简书》中，果戈理像换了一个人，浑身上下失去了往日揭露和讽刺皇权专制与农奴制度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散发出了浓浓的保守主义味道。
　　果戈理思想的这种转变让所有人始料不及，他的作品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别林斯基大喊“果戈理疯了，精神失常了”，一时间俄国出现了“果戈理蜕变”“果戈理堕落”之说。别林斯基对这位曾被他称作“最伟大的俄国诗人”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说这是一本“卑鄙的书，无耻之徒的卑鄙”。他在巴黎发表了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向果戈理发出了质问，“你在干什么？你站在深渊边上，你根据正教而发你的高论……俄国民族可以原谅一本劣书，但不能原谅一本有害的书”。俄国思想界都被卷入了这场争论，果戈理的“赞美者”和“谩骂者”戏剧般地颠倒了位置。最终，别林斯基取得了胜利，1848年果戈理发表了《作者的忏悔书》。果戈理累了，他不想再争论下去。
　　（三）
　　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论战是俄国知识分子当中两个阶层思想交锋的最早表露，因而也被称之为“一个俄国（贵族）与另一个俄国（平民）的决斗”。果戈理所展现出的这种“双面性”，实际上是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共同特性。他们一方面痛恨农奴制的罪恶，同情农奴，另一方面又在经济生活上离不开农奴，这种思想上的进步和行动上的无力成为了他们致命的弱点。同为贵族知识分子的果戈理的学生屠格涅夫时常“忏悔”：“厌恶我自己，厌恶所有那些安闲、富足的人”。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果戈理会主动示弱，在农奴制问题上的道德劣势使他无法与处于上升态势的平民知识分子阶层对抗，尤其是那些同情他的贵族知识分子也选择了沉默，甚至唯恐避之不及。
　　1852年，在别林斯基去世4年后果戈理病逝，临死前他焚毁了所有的书稿，包括《死魂灵》的第二卷。此刻，果戈理是孤独的，似乎到头来没有人真正地懂他。他仿佛听到了已经逝去的普希金的声音：“把我的满腔欢乐化为灰烬……请你永远留驻在我的悲凉的心底。”果戈理的真实心声从来就没有变过，就如他自己所说：“从很年轻时候起，我就只有一条路，我现在还在走这条路……我对自己的力量已达到成熟、充满自信、大胆地说出了以前缄口不语的话，这就是我神秘主义的全部历史。”这种长久的不被理解，或许才是果戈理痛苦的根源，这种心灵上的孤寂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他默默地向友人倾诉，“我无家可归，风浪向我打来，把我颠摇，支撑着我的铁锚只是那种使我心中产生崇高力量的自豪”。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谈道：文学史上很少有一个时刻能够与果戈理临死前焚烧手稿的事件相比，这是勇气、真诚和精神纯洁的象征。果戈理始终忠于自己的信念，他清醒地知道，那些把他当“疯子”的人并不是出于恶意，这是一个悲剧的社会所酿造出来的悲剧性的分歧。他的墓碑上只有一句话，“我因我悲苦的话而发笑”，只是不知道他所苦笑的是自己，还是他无力改变的俄国社会，抑或是对他爱恨交加的俄国思想界。“如果不死，也就不会复活”，这是果戈理晚年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果戈理将文学艺术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他失去了生命，却也因此解放了灵魂，就像他在弥留之际所写到的那样：“当火焰焚毁我的书的最后几页时，它的内容突然像从烈火中飞出来的凤凰一样，清晰而明朗地复活了。”
　　无论如何，果戈理在文学道路上开辟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他忠于真实的生活，毫不留情地揭露一切假、恶、丑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他在我们心中唤醒了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他的创作对于俄国和其他国家现实主义艺术的成长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所塑造的形象也必将保持其不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