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是法治运行的基本方式，被视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只在违法行为已经发生、损害后果已经导致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但法治的功能不仅体现于事后救济，还体现为事前预防。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所体现的要求之一。
　　抓前端，就要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当前，社会利益诉求的多元导致了冲突与矛盾的经常化、多样化，但权利并非只能通过诉讼来表达和实现，法治秩序也并非只能依靠司法规制和法律强制来支撑。诉讼固然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机制和终极手段，但这并不代表“打官司”越多越好。一方面，有限的司法资源难以满足各类纠纷解决的需要，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依然突出；另一方面，实践证明，司法诉讼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手段，有时也不是最好的手段，面对利益冲突的复杂性、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以及诉讼程序的内在局限性，司法裁判有时很难达到“案结”与“事了”的完美统一，在达到妥当解决纠纷、修复社会关系的目标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司法有它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在纠纷解决上，我们不能一味依赖诉讼。社会矛盾纠纷的性质、形式、对抗程度不同，解决纠纷的手段、方式也必然应当是多元的。目前，我国有明确法律依据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有7种：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公证、仲裁、律师调解。这些制度在长期的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以调解为例，调解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由来已久，在周朝时期，地方官吏当中就有“调人”的设置，其职责是“司万民主难而谐合之”。周朝以后，受儒家“和为贵”“中庸”“息讼”思想的影响，社会秩序主要依靠宗族族长的权威以及乡规民约进行规范和约束。可以说，我国的调解文化源远流长，调解成为解决民事纠纷常常使用的手段，并得到官方认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1954年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出台使人民调解工作走上了规范化和法治化的轨道，2010年，我国颁布《人民调解法》，促进调解在现实中发挥更大作用。相对于诉讼而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往往具有对话性、协商性、灵活性等特质，更能实现“情、理、法”的兼顾，有利于引导人们理性表达诉求、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需要相应的配套制度进行支持。首先，进一步完善分层递进的纠纷解决体系。例如，充实人民调解组织，对于那些属地性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纠纷，优先考虑通过人民调解组织来化解，将大量琐碎细小的纠纷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阶段。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新行业、新领域层出不穷，因此要发挥好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优势。其次，要畅通诉调衔接程序。鼓励和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成本较低、对抗性较弱、有利于修复关系的途径化解纠纷。畅通受理渠道，各类解纷主体应当按照职责及时受理当事人诉求，对于能调解的案件要优先调解，把好“源头关”，做到防范在先，同时着力强化访调对接、诉调对接、检调对接、公调对接，进一步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纠纷解决机制，加大司法确认工作力度，从而增强调解协议的权威性。最后，要重视多元解纷平台的运用与完善。积极搭建纠纷多元化解综合服务平台，支持各类非诉解纷主体进驻，发挥多元解纷平台的指挥分流作用，鼓励和引导当事人合理选择纠纷解决方式，建好信息网络平台，把各职能部门、各调解组织、各社会团体化解矛盾纠纷的数据贯通起来，实现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成果共用。
　　治未病，就要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在解决纠纷方面，“防患于未然”才能事半功倍，要从根本上减少诉讼增量，就要重视预防性法律制度的建立完善与有效运行。这里的预防性法律制度，主要是指为防范各类矛盾纠纷发生而制定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和制度，常见的有公证制度、法律顾问制度、公职律师制度、公司律师制度等法律制度。以公证制度为例，它通过对法律行为、事实和文书进行真实性、合法性的判断性证明，对非法的因素予以排除，对不完善的予以完善，对合法的予以确认，从而提前过滤风险，预防纠纷，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管公证服务采取的是自愿原则，但因为是司法证明，在诉讼中效力最强。而法律顾问制度、公职律师制度、公司律师制度等，主要是通过让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增强相关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事先识别并排除各种法律风险，可以有效避免事后出现纠纷。
　　当然，“治未病”的要求，在具体领域的立法阶段也应有所体现。立法应当反映、回应社会的实际需求，针对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采取相应的补救和处置措施，这是现代立法的一项基本要求，通过回应型立法解决已经发生的社会问题，对既有的权益损害进行救济，是立法完善的重要途径。但同时，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指导功能，指导人们什么行为可为，什么行为不可为。立法不能局限于对已经发生的社会问题进行补救，而需更进一步进行前瞻性立法，也就是需要从有效防范危害发生的角度，基于充分的理论探讨和实践验证，在条件成熟时推动相关立法的发展和完善，缓解立法的安定性与风险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张力，从源头预防纠纷的发生。
　　要发挥好立法的预防功能，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做好立法前评估。立法前评估以即将制定或正在制定的法律为对象，以确保立法质量为目标，依据相应的原则与指标体系、步骤与方式方法，对特定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合法性以及可能引发的风险等情况进行预测和评价，从而确定该法要不要进入立法程序，它解决的是特定法律当立不当立、何时立以及立成什么样的问题，能够起到明显的事前审查和立法预测的效果。当然，强化立法的预见性并不等于将所谓的“超前立法”作为立法的一项原则，而是在对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科学把握与评估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通过法律来预防风险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