婶婶楚青有时对朋友说：“其实我家的孩子是比较多的！”她说的这个“多”字，除了两个烈士子弟外，也包括我。我自幼跟随祖母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叔叔粟裕把我和祖母接到南京一起生活。从此，我对叔叔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叔叔作为军事家，有他特殊的“文房四宝”，即枪、地图、指北针、望远镜。他有一个非常旧的硬壳指北针，只比五分硬币略大一点，他一直当宝贝收着。四样东西里，他最喜爱的又数枪和地图。
　　战争岁月里，叔叔枪不离身，即便成为高级指挥员，他也总佩着左轮手枪。新中国成立以后，环境变了，但他仍然爱枪。战斗中缴获的枪、我国制造的枪、外国军事代表团赠送的枪，他保留了好几支。对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枪，他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当总参谋长期间，有一天，他的儿子戎生说：“咱们的枪不好，美国的卡宾枪又轻又灵活。”他沉下面孔说：“你就知道洋人的好！告诉你，咱们自己也有好枪——半自动步枪！我们要立足于用自己的武器消灭敌人。”
　　1960年，部队赠给他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十分高兴。由于他左手残疾，不能像健康人一样操枪，就请修理工在下护木上安了一个握把，这样他就可以进行各种姿势的射击了。这支枪也成了他的一件“珍宝”。
　　叔叔爱地图如命，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地图。在战争年代，每到一个宿营地，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参谋把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挂起来。住在老百姓家时，有的人家房子小，也比较矮，只好从地上沿墙壁挂到梁上。他不仅挂军用地图，还挂全国地图、亚洲地图乃至世界地图。一挂好地图，他就在地图前反复研究起来。他的脑子也是活地图，对地形、地貌、道路、桥梁、江河、湖海、城市、村庄、民情、风俗等了解得一清二楚，连哪里有个坟包都记得。同时，他还要求参谋人员也把地图印在脑子里。他说，地图在军事指挥员的脑子里应该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叔叔爱枪、爱地图，不仅仅是对过去战斗生活的感情寄托，更是时刻关注着战争风云，为国家的安危而枕戈待发。
　　叔叔同婶婶平时谈话，多是谈形势谈工作。婶婶曾嗔怪说：“你就不能谈点别的？”叔叔风趣地说：“我们是革命伴侣嘛，经常商量革命工作很正常。”岂止如此，他对自己的几个孩子，也如同“军事父子”。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吃苦、耐劳、勇敢、顽强的军人气质，要求孩子“吃饭不可挑食、夜行军不可啼哭、饥寒不可叫喊”，否则就会遭到他的呵斥。
　　他从不让家属坐他的公车。有一次，他让我们去北京的一个地方看戏，离家很远。他按时坐车走了，让他的儿子寒生和我骑车过去。我们骑了很长时间，出了一身汗，到场时戏已开演。叔叔让我们先冲个凉，他到旁边的小卖部给我们一人买一件汗衫，让我们换上。他说：“去看吧，还能看到一点。”
　　戎生两岁多时，叔叔让他学游泳。他让戎生抱着一段竹筒跳进水里。戎生不敢下水，叔叔就一下子抱起来把他扔下水。戎生五六岁时，他送给戎生一支小手枪玩具，并告诫说：“好好学，长大就当兵。”叔叔生前留给戎生的最后嘱咐，也是关于工作的，他说：“师这一级很重要，连、团、师的锻炼对军队干部极为重要。”
　　叔叔对我也严格要求。当他听到我读高中后，虽然功课比较好，但仍是“捣蛋鬼”时，心里十分不安。他认为，这同我长期与祖母生活在一起，在祖母的溺爱下成长有密切的关系。于是决心让我转学到北京读书，以“严加管教”。
　　1959年夏天，他就把我带到北京。暑假里，叔叔亲自为我、戎生和寒生制定了作息制度，安排了学习、劳动和文体活动。后来，我放寒暑假常去北京叔叔家小住。有一次，他说：“以后假期里不要老往北京跑，可以到农村去看看，特别是到老根据地去看看，看看那里人民的衣食住行。”1964年夏天，我到苏北地区过了一个暑假。回来向叔叔汇报在苏北收集到的一些关于新四军巧妙杀敌的故事，特别是在南通芦基港疗养院里，向一位被人们称为“双枪老太婆”的游击队长张妈妈学会了几首民歌，其中一首的前两句就是：“毛主席当家家家富，粟司令打仗仗仗胜！”叔叔立即不让我再说下去，并十分严肃地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那里一些主要作物的产量提高了多少？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多少？那里人民的子弟兵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多少？烈士们的家属与遗孤生活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结果我一条也没答出来，他狠狠地批评我说：“你算是白跑了一趟根据地。”
　　（摘自2017年第22期《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