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邹新银，1913年4月（农历）出生于江西瑞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爷爷有三兄弟，他最小。二哥参加红军北上杳无音信，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爷爷家里非常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了下顿，幸亏好心的亲戚时常来接济，送点米油之类，日子才得以勉强过下去。
　　爷爷小时候喜爱读书，由于家里一贫如洗，交不起学费（上一年私塾要交几担谷子，私塾是由村里有文化的人办的启蒙教学班），自然读不起私塾。但爷爷趁着不用干农活的空当，时常跑到村里的私塾去旁听，成了一名旁听生。好心的私塾先生看到爷爷听得很认真，不忍心把爷爷赶走，还时常教爷爷认字。久而久之，爷爷也就认得一些字了，那时的课本很简单，例如《百家姓》《三字经》《增广贤文》等。这为爷爷后来在部队中担任连队的文书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础。
　　红军来了，加入少先队，当上了少先队副大队长
　　1930年，瑞金境内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暴动成功，推翻了当地的国民党政府。此后，瑞金各乡很快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
　　在家乡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叫乡政府。乡政府组建了一些社会组织，比如儿童团、少先队（即少年先锋队）等。许多青少年都加入了少先队，爷爷对这个新生的组织感到好奇，很快也加入了少先队。那时，加入儿童团或少先队有一定年龄的限制，而且还有家庭出身的要求，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由于爷爷个子高，做事认真负责，积极性高，乡政府还让他担任了少先队副大队长，成为乡政府的干部，协助乡政府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在乡政府工作期间，爷爷不仅认识了更多字，还学会了打算盘，学会了算账，增长了不少文化知识。
　　告别新婚妻子，远走他乡当红军
　　爷爷结婚后不久，毅然参加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的一名战士。
　　到了部队，爷爷被编入红三军团第三师第十一团第三营第九连，那是彭德怀指挥的部队。爷爷说：“我见过彭德怀，个子不是很高，有些胖。彭德怀的部队有个连曾在我们家驻扎过，时间很短，连长、指导员很年轻，对老乡很客气。部队临走之前，把老乡的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挑满水，东西摆放整齐。”
　　参加红军后，爷爷过上了部队的生活，红军战士的生活十分艰苦。爷爷回忆起那段艰苦的生活，不无感慨地说：“红军的生活真苦啊！我到了部队，只发了一套军服，一个斗笠，没有更换的衣服。如果行军碰上下雨天淋湿了衣服，也只能让它自然干了，或者部队停下休息的时候，点一堆火，用木棍搞一个架子，把衣服放在架子上烤干。不少战士因长时间穿着湿衣服害了病。战士的口粮也是严格定量，常常吃不饱。打仗时，发的子弹也不多，连长要求战士瞄准后再开枪，千万不能乱放枪。”还说：“在红军部队中，官兵平等，很少有打骂士兵的事情发生。高级指挥员生活上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吃穿也非常朴素。战斗冲锋时，排长、连长都会冲在前面，战士们跟着冲。”
　　作为一名普通红军战士，爷爷是不知道红军每次行动要去哪里，但是他知道，自己要一直跟着部队，不能掉队。部队经常是白天睡觉隐蔽，晚上行军，有时夜间走路搞不清东南西北，就靠看天上的北斗星来辨别方向。这种昼夜颠倒的行军生活，爷爷起初很不适应，白天睡觉经常睡不着。我好奇地问爷爷：“红军作息时间为什么要颠倒过来呢？”爷爷无奈地回答：“那也没办法，我们的武器比国民党部队差，我们红军的武器主要是步枪，国民党部队有飞机、大炮。白天行军容易暴露目标，一旦被国民党的侦察机发现，马上就有敌人的飞机来投炸弹，麻烦就大了。我们晚上行军，敌人就很难侦察到了。但是，在晚上行军时，我们的火把不能点得太多，以免被敌人发现。”
　　爷爷在部队除了行军打仗外，还抓紧学习文化知识。讲到在部队学文化的事情，爷爷记忆犹新，深情地说：“那时候，指导员常常抽空来教战士识字，并告诉战士，世上没有什么菩萨救世主，要靠自己；世上也没有什么鬼神，要说有鬼神的话，鬼神都是人扮成的，吓唬人的。”
　　被人举了手，当起了连队文书
　　爷爷从小体质较弱，在第五次反“围剿”广昌战役中，得了一场大病，住进了部队在石城的后方医院，没有上前线冲锋杀敌。但爷爷对广昌战役的残酷历历在目，他说：“我住在医院，每天看到许多战场上受伤的战士抬进来，有的战士缺胳膊少腿。”一天，一位连指导员来到医院，因为连队文书牺牲了，想到伤病员中挑一位有文化的战士做文书。这位指导员问爷爷这些伤病员：“你们当中有哪位会识字的吗？请举手！”这时，没有人举手，一片寂静。在普通红军战士中，会识字的士兵可谓凤毛麟角。过了一会儿，突然，爷爷的手被旁边的伤病战士举了起来，弄得爷爷非常尴尬，面红耳赤，心扑通扑通地跳。这位战士和爷爷是同村老乡，一起来当红军的，对爷爷比较了解，知道爷爷有点文化，碰巧他也生病了，住在医院治病。爷爷觉得，虽然自己认识几个字，但还是胜任不了文书工作，于是没有主动举手。指导员拿了一张报纸过来，点了几个简单常用字给爷爷认，爷爷认对了，就这样，爷爷就成了连队的文书。
　　爷爷说：“做文书，连队大小事情都要记，还要将上级来的文电念给连长听。连长没有文化，不识字。指导员有文化，不认得的字就问指导员。”平常吃饭，和连长、指导员一起吃，虽然不会开什么小灶，连长、指导员知道爷爷的身体较弱，会适当照顾一下，比以前吃得略好一点。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中央和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至于长征出发前的细节，爷爷作为基层的普通战士知道得很少，只知道跟着大部队走，不要掉队。在爷爷的印象中，他在长征途中所参加的最后一仗打得非常惨烈，国民党军的飞机来轰炸，部队伤亡很大。爷爷说：“一个连队开出去，只剩下七八个回来。”这一仗很可能是湘江战役，湘江战役中，很多红军战士牺牲了，部队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当时爷爷打摆子（患疟疾），没有到前线作战，后来部队看他身体很虚弱，便把他留在当地的农民家养病，部队还给了这户人家一些钱物，让他们好好照顾爷爷。爷爷于是留下养病，没有继续长征。具体那户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爷爷已经记不清了。
　　病好后回到家乡，奶奶几乎认不出来
　　在老乡的精心照料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爷爷的病竟然神奇地痊愈了。爷爷想了想，部队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还是回家吧！爷爷谢别他养病的那户人家，一个人踏上了回家的路。
　　我曾好奇地问爷爷怎么找到回家的路，爷爷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一路问，问到江西怎么走。到了江西境内，问到赣州怎么走。到了赣州，问到瑞金怎么走。到了瑞金，就知道怎么回家了。”爷爷一路上讨饭度日，有时住在老乡的屋檐下，有时住在破庙里，衣服穿得破破烂烂，完全像个叫花子（乞丐）。回家的时候，不能穿红军的军服，一旦被地主武装和国民党部队认出来，性命也难保。
　　经过长时间（具体走了多少时间，爷爷也记不清了，有好几个月）的跋山涉水，大概是在1935年春的一天，爷爷回到了家。回到家时，奶奶几乎认不出爷爷了，奶奶说：“爷爷瘦得皮包骨，衣服破烂，还以为他是来讨饭的，后来他自己讲出来自己的名字，我才认出来。”
　　党和政府没有忘记爷爷。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经济状况好转，当地政府把爷爷定为苏区干部，每月给爷爷发放抚恤补助金，以资生活之用。
　　爷爷一生勤俭持家，生活很有计划。我清楚记得，爷爷70多岁的时候还做豆干卖。那时，我才七八岁，晚上，经常站在火炉旁看爷爷烤豆干，爷爷会把不小心翻烂的豆干给我吃，我吃得津津有味。爷爷经常教导后辈子孙要有忧患意识，有吃的时候不要忘了没吃的时候。
　　（摘自2018年第3期《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