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文化学教研室。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西方文艺理论。出版专著《克拉考尔的文化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以魏玛写作为中心》《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德意志的现代性思想话语》，发表论文50余篇。

　　“如果你想走得更远，你的语言最好不要成为你的负担。”克拉考尔曾在他的书中不无感慨地写过这么一句话。进入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就踏上了西方文化与思想历史的研究长路。
　　一
　　2001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正值德国著名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访华，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坚持，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引发了中国学界的关注。这让我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理论研究。因此我在攻读文学学位的同时，辅修了法学双学位。2004年起，我在北师大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我参与了《西方文论专题十讲》《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德国青年运动》《德国保守主义革命》《德国表现主义问题》等多项课题与教材写作；同时完成了《默泽尔与德国启蒙运动》《德国历史学家之争》的翻译研究工作。这些研究让我对18世纪以降的德国思想史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有了比较整全的理解。2009年我来到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进行博士论文写作。当时，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德国魏玛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上，并以克拉考尔在魏玛时期的写作为重点，考察了其文化现代性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之间的关联。
　　2011年7月，我来到中央党校文史部工作。恰逢此时，文史部确立了国内第一家“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博士点和硕士点。2012年9月我来到德国慕尼黑大学访学，集中精力进行《20世纪德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与此同时，我参与了文史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意识形态话语重建”的创新工程项目。在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社会主义文化史的基础上，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史背景，尤其是德国思想传统的影响。2013年6月，我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克拉考尔唯物主义文化批判研究”，并在《世界哲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于世俗之中探寻真理——克拉考尔的唯物主义转向》一文获得中央党校科研创新奖。2016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克拉考尔的文化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以魏玛写作为中心》为题出版了博士论文。其后，我将课题研究的重点放在克拉考尔的思想转向，也就是他如何从现代性批判走向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思想历程上。按照这一思路，我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视域中将克拉考尔的文艺思想进行了系统重构，并最终于2019年底结项，结项成果“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视域下的克拉考尔文艺思想研究”被评为优秀。
　　二
　　自康德以降，德国哲学家就试图突破启蒙现代性的方案，重建具有终极意义的自由与价值。马克思则以天才般的理论突破彻底扭转了德国古典哲学颠倒的形而上学传统，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路径。在他看来，人的解放、真理的探寻，绝不是通过语言、精神、理念等抽象的救赎所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践当中才能完成。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主旨。对中国来说，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所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已经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潮。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渐有回潮之势。如何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架起桥梁，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少关注马克思在现代性批判理论谱系中的地位，尤其忽视了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核心的文化批判理论所引发的强烈而持久的思想史影响与范式转移。我的这项研究试图以克拉考尔作为关键人物，为这一理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思想史案例。
　　通过梳理1925年前后克拉考尔的唯物主义转向，我在课题中全景式展现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魏玛共和国时期、流亡法国时期与流亡美国时期的文艺思想。研究的主线是他如何从现代性批判走向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思想历程。论述的重点则是他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下，为应对现代性危机而建构的一套文化唯物主义方案——物质救赎意义。在克拉考尔看来，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前现代的宗教社会，共同深陷“抽象性”的泥潭。意即，资本主义社会用“错误的抽象性”取代了神话时代“错误的具体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非对理性的全盘否定，而应抓住其根本性的缺陷——抽象性。与抽象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就是对真实现象的具体考察。因此，面对时代困境，克拉考尔吸纳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思想成果，将目光投向了那些隐匿于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表面现象”之下的真实、具体、鲜活的碎片化存在。通过对其内部紧张关系的分析性解读，克拉考尔找到了消解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意义踪迹。即在碎片化的时代中，真理不再栖身于完美深刻的形而上理念之中，而是栖身于同样碎片化的世俗生活之中。为了继续推进理性的“去神话化”进程，开启去往真理的道路，必须要对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而非抽象概念展开批判性解读。只有这样，空虚的抽象性才能走下神坛，资本主义时代才能终结于自身之手。具体而言，我的研究从三个思想路径系统阐发了克拉考尔的这一理论方案。
　　从一战前后“对意义充盈时代的乡愁”到魏玛时期对宗教弥赛亚主义的批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克拉考尔对现代性困境进行了诊断。此时他对宗教以及各种形而上的绝对理念还怀有某种“原乡”的期待。到了魏玛时期，克拉考尔在西美尔的影响下，逐步摆脱了这一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情调，对纳米亚·诺贝尔的弥赛亚救世主义与罗森茨威格的宗教“新思维”展开了批判。可以说，他虽然已经从西美尔那里学到了碎片化关联的研究方法，并对真实的世界产生了兴趣，但此时的他却尚未找到转向物质现实的具体道路，也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推动这一转向。因此，这一时期，他在理论上的重要关切依然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
　　从1925年的唯物主义转向到柏林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进程的批判。在1925年左右，克拉考尔深入阅读了马克思尤其是青年马克思的作品。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以及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观念对克拉考尔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意识到，现代性的价值断裂与思想真空，无法通过对宗教，对形而上学，对虚假共同体的叫魂来填补，而只能通过对具体现实的批判性分析才可能找到修复之路。1929年后，克拉考尔在柏林开展了《职员》研究，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运用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进程的批判。在这部作品中，克拉考尔见证了新兴职员阶层的诞生，并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这一新兴阶层的物质存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刻矛盾，由此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全盘理性化、“文明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系统性批判阐释的可能。
　　从巴黎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的批判到美国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巴黎时期，克拉考尔进一步推进了其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深度，将重心转移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象之上。在他看来，弥赛亚救世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共通点在于抽象性。能够彻底终结抽象性的，就是那些挣脱了概念化，常被人所忽视，且充满鲜活、具体、生动之内涵的“表面现象”。这些在物质世界的边缘地带、在严整的社会现实的缝隙之间生成的碎片化的“表面现象”，是一种直接经验到的现实，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污染、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偏见，因而是一种最为彻底的真实。它们虽则毫不起眼，却隐藏着某种探明时代本质的东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仅要关注其经济基础，更应关注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富有启发意味的文化现象。因此，在巴黎时期，克拉考尔通过《雅克·奥芬巴赫和他时代的巴黎》深刻分析了奥芬巴赫与其轻歌剧产生、发展乃至衰败背后的一整套物质现实与社会文化生产机制的变迁关系。在美国的25年间，克拉考尔借助《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和《电影理论》这两部作品，从意识形态批判的高度提升了其文化批判理论的视野。此时，他所借助的“表面现象”正是电影。克拉考尔对电影作为一种质料彻底复原现实的努力极为强调。在他那里，直观展现影像真实的努力能够让我们重新回到并且把握现实。这种对于现实的还原与对意义救赎的渴盼，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影响，具体呈现在克拉考尔的文化批判实践中。
　　总体而言，这三重研究路径完整勾勒了克拉考尔从现代性批判走向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思想历程。作为一个现代性批判理论家，他从未放弃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先行者，他自觉地从原子化、非真实的世界返回到现实世界，着力探寻那些稍纵即逝、无关宏旨的“表面现象”之下能够消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意义踪迹。它不仅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与现代性批判理论之间的深刻关联，同时也显示了唯物主义转向在社会文化批判理论中的重要影响。
　　三
　　这项研究发端于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多年探索，成长于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完成于中央党校文史部“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回顾这一历程，就如同石落水面所投下的点点波纹，不断向外辐射、延伸扩展出更大的话题和研究领域。它所指向的是西方现代性浪潮中的一段复杂的思想历史。在这其中，启蒙、理性、现代性、审美、文明、文化……是一系列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恰恰贯穿了我对现代性状况中人的关切与意义重构的关切。当然，这些都是理论层面的探讨，如果落实到具体的课题研究，我想谈谈操作层面的一些粗浅体会。
　　跨学科的研究视野。我的研究从表面来看，讨论的是克拉考尔的思想历程。而我在行文中却力图从跨学科视角出发，对20世纪的德国、法国以及美国的思想语境进行审视，借此勾勒当代西方左翼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并在其间展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历史效果。可以说，跨学科的研究视野是从事西方文化理论的基础，同时也已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基本范式。
　　密切追踪一手研究资料。在2013年下半年和2015年下半年，我两度前往慕尼黑大学，与克拉考尔研究专家因卡·穆德-巴赫教授进行了多次交流。我还前往巴登州内卡河畔的德语文献档案馆影印了克拉考尔生前未出版的文稿，并前往路德维希港的布洛赫研究中心，搜集了克拉考尔与布洛赫交往的原始信件。回国之际我采购了目前已经出版完成的德国苏卡普出版社的《克拉考尔全集》9卷本。这套资料的获取为我研究的最终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引入更丰富的研究方法。谈克拉考尔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不能脱离两次世界大战的基本思想语境。因此，我在研究中引入了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了克拉考尔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关怀。此外，我还引入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充分展示了克拉考尔与西美尔、卢卡奇、布洛赫、马丁·布伯、舍勒、罗森茨威格、本雅明、阿多诺……之间的争鸣交锋。这不仅能够凸显其理论的独特性与先锋性，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谱系学研究提供了崭新思路。
　　总体而言，本课题所展示的克拉考尔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尝试，以及将马克思的理论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文化唯物主义立场，能够帮助我们将思考的重心从抽象、概念化的理论探讨，转移到现实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具体实践中来。当然，我在行文过程中，对马克思的早期作品《论犹太人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多有涉猎，却未能对其进行更为深入和独到的阐释。我希望在此后的研究过程中，能够继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话语的理解，进一步厘清“异化”“剥削”“阶级”“市民社会”“自由解放”等概念，从而充分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建构力与阐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