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听到国庆盛大的赞歌响起，看到蓝天下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军姿飒爽的三军仪仗队威武地走过天安门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父亲孙彪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那些既震撼人心、又感人肺腑的故事。
　　一
　　我的父亲孙彪，原名孙开义，1918年9月出生于四川巴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他记事起，看到的就是我的祖父祖母为了生活勤苦操劳，但仍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过度的劳作使祖父病倒了，由于没钱治病30多岁就去世了。剩下我祖母一个人，带着幼年的父亲和他的弟妹们艰难度日。后来，迫于贫困，我祖母只好将我最小的叔叔送了人。而祖母身边留下的叔叔也在贫困交加中离开了人世。
　　生活中的种种苦难，使我父亲对黑暗的旧社会充满了不满与愤怒，对劳苦大众充满了深切的同情。所以，当革命运动在他的家乡开展起来时，父亲毅然参加了童子团，并成为童子团团长。1933年川陕红军南下到了他的家乡，15岁的父亲勇敢地带着其他几个童子团的团员，几经周折，参加了红军。由于加入的是红四方面军，所以父亲在长征途中，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踏过草地。父亲因为年纪小，同志们都叫他红小鬼。尽管长征途中饥寒交迫，重重艰险，父亲还曾数次历经生死的边缘，但都无法阻挡他跟着党、跟随红军推翻旧制度的决心和理想。当他回忆长征岁月时，曾满怀深情地说道：“红军就是灯塔，灯塔就要跟着它走，它照亮哪里，就走到哪里，就会胜利！”
　　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甘肃会宁。在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一战——山城堡战斗中，红军战士们在彭德怀指挥下，终于打败了强大的敌人，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在这场殊死的战斗中，父亲负了伤，肩膀被子弹打中，险些牺牲在战场上。
　　记得我们小时候，夏天时父亲穿着背心露出了他的伤口，我们胆怯地问起缘由，他幽默地说：“这是打仗时受的伤。敌人本来想打这里（指胸膛），可是打偏了。”战场上枪林弹雨，真是九死一生。父亲告诉我们，和他一起从家乡出来参加红军的其他几个人，新中国成立前全都牺牲了。
　　1938年组织上决定让父亲去抗大学习，毕业后，他被挑选调到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做机要工作。从此，父亲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名战士。直到他离休，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公开战场，还是到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父亲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为了人民的幸福，建立一个新中国。他在隐蔽战线的工作中，忠于理想，坚定信念，服从命令，忍辱负重，把党交给他的一切任务圆满完成，受到了党的极大信任与肯定。
　　二
　　在我党的历史上有几件重要的大事：重庆谈判、北平和谈、新中国第一次派遣代表团赴联合国，其中都有我父亲的身影。
　　1942年，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成立了。经组织上挑选，派我父亲去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机要密码工作。在去办事处的路上，需要从宝鸡转火车。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查，匆忙中有人将两包材料忘在月台上。这时火车已慢慢地开动了，后面的特务也要追上来了。“党的机密文件决不能落入敌人手里！”这一信念驱使我父亲不顾一切地跳下前行的火车，奋力将月台上的文件扔给车上的战友。但由于用力过猛，不慎摔下月台。这时另一列正在运行的火车向他开来，眼看就要被火车碾压身亡。这时，父亲一个翻身，迅速地躺在两条铁轨中间，仰面朝上地看着火车的底部一节一节地从自己身上轰鸣而过。当火车刚开过去，他立即翻身跃起，拼命追赶同志们乘坐的那列火车，抓住最后一节车厢爬了上去。同志们眼看着火车从父亲身上压过去，都以为他牺牲了，当父亲又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大家都惊喜万分。后来，我们听他讲到这段事时，也都为他勇敢无畏的牺牲精神所震撼和感动。
　　父亲和同志们终于护送着机密文件，到达了位于红岩村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办事处的右边是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的机构。周围环境非常危险复杂。办事处则是一座外表看似两层，实际则为三层的小楼。办事处的机要科和秘密电台就设置在最为隐蔽的三楼。在重庆工作期间，为了掩护身份父亲改名为孙彪。在敌人心脏里战斗，对秘密工作有极严苛的纪律要求，特别是对掌握核心机密的机要人员。纪律明确规定核心机密人员不能随便外出。父亲曾告诉过我们，和他同去的一个机要人员，因为实在耐不住寂寞，和其他工作人员私自外出过一次。这事让领导发现后，立即把他送回了延安。父亲为了工作的需要，严格遵守机要人员纪律。在办事处工作的4个寒暑里，始终守护在机要室里，从未走出办事处大门一步。直到4年后工作结束离开时，父亲连重庆有名的大街小巷都不知道在哪里。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为了争取和平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40多天里，既要指挥部队作战，反击国民党与我军的摩擦，又要频繁与延安的同志们研商各种大事，这些所有往来的密电，以及所使用的核心密码，都是由我父亲负责掌管。父亲突出的工作能力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使他在同志们眼里成了密码的“活字典”，他把密码视为自己的生命，以“密码在人在，密码亡人亡”的标准要求自己。对于工作上的保密，他努力做到了极致。
　　1948年，为了配合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大决战，党的隐蔽战线也策动了驻守北平的傅作义部和平起义，当时人民解放军已攻克天津，包围了北平。父亲随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谭政文等一行人，组成先遣组提前秘密进入北平开展和谈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先遣组与党中央的密电联络。父亲唯一一张穿着国民党军服的照片，见证了当时的历史一刻，他凭着过硬的政治素养和精湛的业务技能，为不动一枪一炮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派出志愿军开赴朝鲜，痛击了正疯狂扑向中朝边境的美军。几仗打下来，将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诬指中国也是“侵略者”，同时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为此新中国向联合国提出了“美国侵略台湾案”。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揭穿美国的谎言，中央决定派代表团赴联合国参加会议。因为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赴联合国参会的代表团，人选极为严格慎重。经党中央再三考虑后，派出由伍修权、乔冠华、陈忠经包括我父亲等9人组成的代表团。父亲的提名是由时任军委情报部部长兼外交部副部长的李克农指定的。代表团出发前，周恩来在外交部小宴会厅饯别壮行。他说，你们去联合国，任务艰巨复杂，等于参加战斗，大家要齐心努力，把这一仗打好，完成祖国和人民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我父亲和代表团的同志们乘飞机，经苏联、英国，辗转数天于1950年11月24日到达纽约机场。无论在飞机上，还是在转机途中，我父亲都亲自守护密码，一刻也不敢懈怠。入住饭店后，伍修权马上严格执行出国前制定的内部纪律。非工作任务，任何人不得外出，更不得自行外出。我父亲在纽约工作的37天里，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没有外出一步。为了防止敌特获取破译我们的密码，每次工作结束后，父亲都立刻把密码底稿焚烧掉，并将纸灰倒进马桶搅碎后冲走。晚上休息前，他都要将一道一道房门锁好，然后把密码抱在怀里，才放心入睡。回国后，父亲受到领导的奖励，当同志们称赞他时，父亲总是平静地说，“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三
　　“机要工作，保密原则大于一切！”这是父亲从一开始从事保密机要工作到去世，几十年如一日奉行的原则，记得小时候听父亲讲到的一件事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是他和母亲刚结婚不久，常常因为工作回家很晚，我母亲追问他是什么原因时，父亲由于保密纪律的要求，一时也解释不清楚。这使我母亲很生气，一气之下，有一天把父亲关在了门外。即使是这样，父亲仍以保密纪律为重，从不向家里的亲人说一点儿不该说的话，守口如瓶。后来母亲渐渐了解了保密工作的性质，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一些与常人不同的地方。
　　我们小时候常常见到的是父亲匆忙的身影。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工作或开会到很晚。我们睡了，有时他还没回来，甚至星期天到公园去玩，都是他的同事们带我们去。时间一长，我们反倒跟这些叔叔阿姨更亲近了。
　　父亲这一生在工作中作出的成绩，我们家人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是他在暮年后，偶尔才透露出一些。当他所在的单位，为了以他的人生经历教育年轻人，对他进行采访，我们才得以全面的了解。
　　晚年的父亲时常会回忆起自己的父母，尤其是自己的母亲。他把我祖母的相片放在床头，以便时时看到，并总是对我们说，没有母亲的养育之恩，就没有他今天的一切。当他回忆起许多为新中国胜利而牺牲的战友时，除沉痛之余还充满了更多的感恩与知足，他曾对我们说：“现在回想起我这一生，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的！虽然我没做过什么大事，但党和国家还这么关心我，让我安享晚年。比起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甘于寂寞、默默奉献，隐蔽战线上勇敢忠诚的战士。
　　我们会以父亲为榜样，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薪火相传，让她永放光芒。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校刊社技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