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善用，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推崇的政治智慧，历史上能够成就功业的皇帝和名臣大多具备“察人”的素质，做不到这一点，则往往以失败告终，三国末期魏帝曹髦之死，便是一个由于闇于识人导致的悲剧。
　　曹魏政权的第四任皇帝曹髦，在甘露五年（260年）五月率兵反抗权臣司马昭，这是曹氏和司马氏最后的较量。在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曹髦兵败，当场被弑。曹髦的抗争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其识人不明，思虑不周。
　　曹髦是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王曹霖之子，13岁被立为帝。曹髦在位6年间，眼看着曹魏政权逐步旁落到司马昭手中，最终决定铤而走险，放手一搏，可是他在迈出第一步时，就注定要走向失败。
　　政变前，曹髦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和散骑常侍王业，密谋讨伐司马昭，很明显曹髦将三人当作最值得信赖的“心腹”看待。曹髦咬牙切齿地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然而，对这三个人的心思，曹髦就没有摸透。
　　王经听完曹髦的打算后，为他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其一，春秋末期鲁昭公起兵攻伐权臣季氏，结果致使自己流亡他国，殷鉴在前，因此举事必须谨慎周密，切忌轻举妄动。其二，军政大权早已落入司马昭手中，朝廷及魏国境内皆听命于他，皇帝缺少可以倚仗的外援。其三，内朝没有可靠的近卫队，仅剩若干老弱仆从，并没有反抗司马昭的军事实力。最后王经总结道，一旦双方兵戎相见，恐怕是欲除疾病反倒越陷越深，后果极其危险，希望能三思而后行。王经的劝阻完全站在曹髦的角度，从历史经验、外部援助和当下实力三个方面替他考虑，称得上是忠于曹魏的纯臣。
　　与此相反的是，王沈和王业在这次密谋中一言不发，散会后就匆匆地赶去报告司马昭，让他有所防备。王沈、王业或许早已归附司马氏，抑或只是临时起意。有记载说，王沈、王业临去告密时想携王经一起，后者断然拒绝道：“吾子行矣！”跟他们划清了界限，结果导致被杀。王经的忠诚后来受到晋武帝的赞赏：“虽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
　　王经被杀既是由于他中正守道、不事二主，也是因曹髦闇于知人、不辨友敌所致。曹髦将举事的密谋告知三王，殊不知其中有两人并不可信。
　　缺乏识人之明这一点在曹髦召见将军石苞一事上也有体现。在曹髦举兵反抗前夕，石苞正要南调扬州，依例入朝辞谢皇帝。曹髦趁机留石苞在禁中谈了一整天，引起司马昭的疑虑。之后司马昭立即约见石苞，不无怀疑地问为何待了那么久，石苞答非所问地说出四个字：“非常人也！”几天后曹髦果然起兵，但旋即败亡。这两件事无疑存在关联。石苞指出曹髦非平庸之辈，必是在听到曹髦的某些示意后，才作出如此判断，而他的答非所问，目的正在于告诉司马昭提防曹髦的特殊举动。
　　石苞当时在司马氏阵营中处于重要位置。后来，司马昭去世时尚未称帝，大臣们不确定究竟采用什么规格的丧礼，这时石苞赶回洛阳奔丧，恸哭道：“创下如此基业，难道还要用臣子之礼来安葬吗？”可见他已完全将司马昭视同于皇帝了。
　　曹髦推心置腹的四个人中竟有三人背叛了他，或者说这三个人本来就属于司马氏阵营，而曹髦似乎毫不知情，可谓失于察人。曹魏时期三公和大将军权力最大，而侍中、尚书、散骑常侍都是皇帝左右的近臣，一般以侍从皇帝、应对谈论为务，并无多少实权。曹髦跟三王时常一起交流，却根本不了解他们的态度和取向。对身边之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外臣了。石苞向来领兵在外，曹髦大概以为他手握重兵镇守扬州，若获得他的支持，足以威慑司马昭，可是事先不摸清底细，就轻易向石苞透露机密，实在是不够谨慎。因此可以说，未知根底便轻信他人，是曹髦此番行事的重大疏漏。
　　钟会称赞曹髦“才同陈思，武类太祖”，颇有曹植、曹操的才情风范，而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则不客气地说他仅有一点“小慧”，或许曹髦确实有志大而谋小，勇有余而识不足之嫌。为了维护曹氏皇族最后的尊严，曹髦孤注一掷，其勇气固然可嘉，惜乎虽有力挽狂澜之心，却无扶将倾之力，轻信近臣、边将，闇于识人，终究为权臣所弑。此后，司马代曹的进程再无阻碍，5年后，西晋王朝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