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书概》中写道：“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字如其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法艺术一直被视为书法家内在精神的外在体现，作品的艺术价值与作者的精神境界、道德品行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作为读者，欣赏一幅好的书法作品，不仅是在享受视觉上带来的感观体验，同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品评和仰慕书法家的人格魅力和品行修养。正如《兰亭序》让我们领略到的是王羲之的旷世豁达，《祭侄文稿》传递给我们的是颜真卿的正义凛然。
　　中国书法，不但是一门书写艺术，还是一门表现心灵的艺术。因为毛笔不好控制，宣纸容易晕染，所以在书法创作中，作者的精神状态非常关键。其内心的波动起伏，都会传递到笔端，影响运笔的速度、力度和轨迹等，而且书法创作又不像绘画，可以慢慢构思或者修修补补，只能一气呵成、一挥而就，所以书法作品不但是作者书写技巧的反映，更是作者心灵的真实写照。苏东坡认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阏一，不成为书也。”而神、气、骨、肉、血，此五者都与心灵相连，所以柳公权在唐穆宗问他笔法的时候说道：“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
　　柳公权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骨清貌秀、劲瘦清新，传世的作品如《玄秘塔碑》《神策军碑》《金刚经》等，堪称唐楷中的典范；他还是唐代官员中的道德楷模，以敢于和善于劝谏皇帝而出名。上述柳公权与唐穆宗“心正则笔正”的对白，正是其劝谏皇帝正心修身，专心治理国家的一段佳话。史料上还记载柳公权劝谏唐文宗（唐穆宗之子）的一则故事：一日，文宗召见六位学士（柳公权是其中之一），对他们说：“汉文帝十分俭朴，我也像他一样。”随后举起身上衣服的一角说道：“看，这是洗过三遍的衣服。”其他几位大臣都赞不绝口，唯有柳公权一言不发。文宗问他为何不说话，柳公权便直言不讳道：“作为皇上，主要职责是选用有德有能的人才，采纳正确的谏言，远离阿谀奉承小人，而且要赏罚分明，至于是不是穿洗过三遍的衣服，这只是小事，对治理国家并无帮助。”文宗听后，便说道：“你有谏臣的风范。”在古代劝谏帝王是很危险的事，而柳公权却能把个人安危得失抛在一边，以大是大非为重，直谏辅国，实为难得。他的品行操守和书法造诣，便是对“心正则笔正”艺术理论的最好诠释。
　　对书法家道德品行的要求，不仅是由书法艺术特有的创作形式所决定，也是传统文化中道德对艺术统摄现象的使然。众所周知，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蔡原本指蔡京，可由于其名声太差，为后人所不齿，由蔡襄取而代之。世人对艺术家的评价，不只是看他纯粹的艺术成就，而是更看重他的道德品行，所以欧阳修在《笔说》里写道：“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鲁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惟贤者能存尔，其余泯泯不复见尔。”在欧阳修眼里，颜真卿之所以备受推崇，不仅因为他的字写得好，更因为他的人品冠绝古今。历史上字写得好的人很多，但经历了岁月的大浪淘沙，能千古流传的，必是品行高尚的圣贤之人。
　　在书法史上，颜真卿的地位非常之高，不少人拿他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相提并论。他的书法风格端庄伟岸、雍容雄秀、高古苍劲、气势恢宏，开创了全新的流派。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是颜真卿为了祭奠因国殉职的侄子颜季明，在极其悲愤的心境下挥就的稿作。通篇虽然多处涂抹，却纵笔豪放、一气呵成、自然天成，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论书法造诣，颜真卿是泰山北斗；而论忠勇爱国，他更是一面旗帜。颜真卿当过御史大夫、刑部尚书、吏部尚书，一身正气、刚正不阿，不为奸佞小人所容。晚年的时候，他被派去李希烈军中当使者，李希烈有反叛之心，颜真卿的生命多次受到威胁，然而其始终毫不畏惧，据理抗争，并在李希烈向他问询皇帝登基的礼仪时，大义凛然地训斥了他。颜真卿最终被李希烈派去的人杀害，就义前仍对叛臣破口大骂，其刚毅忠烈令人动容。
　　颜真卿的书法和生平，不仅是字如其人的绝佳印证，更是书法和人品相得益彰的生动典型。所以北宋朱文长在《续书断》中赞道：“呜呼！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而不居庙堂宰天下。唐之中叶卒多故而不克兴，惜哉！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
　　中国书法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成为传统文化中最普及而又最有感染力的一种艺术形式，是因为它不仅具有视觉艺术的功能，还具有传承丰富文化内涵的强大基因。在一幅幅看似简单的作品背后，流淌着创作者鲜活的人格，还蕴含着时代的文化景观和价值追求。只有那些遵循着“心正则笔正”的指引，用自己的人格凝练成书写的法则，把高尚的情操灌注到笔尖，写出的书法作品才最有生命力。我们学习书法，不仅要学习笔法技巧、结构安排、章法布局，更要传承书法家的民族大义、家国情怀、道德品行、文化修养，这才是书法精神的真谛，也是从书法中领略文化自信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