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为梁惠王富国强兵开具“药方”，实为以“仁”为导向，充分借鉴魏文侯时期典型做法，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并非绝无施行的可能，因梁惠王未解其中真意，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从《孟子·梁惠王上》中二人对话情况来看，梁惠王晚年似乎对魏国内外失衡、四面树敌的被动局面有所悔悟，而孟子则针对其所提问题，进行了诱导式答复，也看出其欲养蓄国力于内、外伸王霸之道于外的愿景设计，从具体内容来看，其主张的主旨并没有与魏文侯秉政时有太大出入，甚至与当时秦、齐、楚并向削弱魏国的大背景是高度契合的。
　　行仁义方能成就王霸之业
　　梁惠王“将有以利吾国”的提问，是当时各国君王功利心态的普遍反映，孟子先以义利之辨破题，点出如果人们都先考虑和伸张个人私利，那么必然是国将不国。其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并非危言耸听，当时“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诸侯之间赤裸裸地争城夺地、杀人无数，争夺资源之惨烈是空前的；孟子眼中“天下大乱”的根源是人人争利、贪得无厌，在较智角力中无所不用其极，这种状况确实背离了人伦基本底线，带来极大混乱，正所谓“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引起这一切的根本都在于不受掌控的私欲膨胀。作为国之首脑的君王，为功利所迷惑，一张口便言“利”，无疑是变相鼓励上下以追求利益为先，因此孟子“一破一立”，明确点出了君王但行仁义，而不必强调如何获利。
　　梁惠王纵情山水之乐时提问道：“贤者亦乐此乎？”孟子指出“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的观点，进一步引申出“与民同乐”命题，认为国君存在的合法性在于民众真心归附和认同，体恤民情、关注民意是与天下同乐的注解，是怀仁心、行仁义的外在表现，更是成就王业的根本所在。
　　事实上，在魏文侯时，任用李悝修订《法经》六篇，以法令形式规范利益分配、稳定内部秩序，客观上避免了各势力之间相互争利的可能；推行“尽地利之教”，奖励农耕，用“平籴法”调节谷价、备战备荒，保障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利益，使农业真正成为财富之源，此做法与孟子重农养民思想是高度一致的，都是从国家安全发展基本要素出发而作出的安排，由此被视作“仁”。
　　施仁政国力自然丰沛
　　梁惠王自认为对国家和人民尽心尽力，在天灾面前做了不少补救工作，但与邻国相比，并没有显现出比较优势来，于是便就此询问孟子。孟子再次发挥了其过人的辩才，以战场上逃兵的“五十步笑百步”为引子，点出了君王包括其所称“邻国”在内，所作的补救措施没有抓住问题关键；进一步指出，从财富产生的源头着眼，尤其是滥用民力以致违背农时，自然从根上就无法平衡投入与产出的矛盾问题，国力无所增长，则是必然的事情。随即，又言“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保障基本民生才能物博财丰、民有所养，然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自然能使内部安定、国力强盛，明确所谓“仁政”在于不违农时使民有所养、抚育百姓使其知孝悌，而非事后补救，或者以“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推脱责任。
　　魏文侯施行“仁政”方面，是声名在外的，如《史记·魏世家》记载，当时的劲敌秦国也认为“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其“仁”首先在于礼贤下士、广揽人才，师事卜子夏、田子方，礼敬段干木，这些看起来是务虚，却引来四方贤士归附，为魏国强盛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吴起、任座、翟璜、李悝、西门豹、魏成、乐羊等文武之才，皆乐为所用。此外，还能以宽大胸襟礼遇敢于直言的忠义之臣，如乐羊攻克中山国后，魏文侯将其地封给自己儿子魏击，引起任座不满，当面指出魏文侯不配称为“仁君”，文侯对此表示愤怒，后经翟璜以“君仁则臣直”劝解，认为任座之所以敢于当面“顶撞”，就在于文侯行“仁”在前，于是魏文侯请回任座，亲自下堂迎为上客，打开了群臣乐进善言的通路。
　　以民为本方能“仁者无敌”
　　孟子所谈论“仁义”“仁政”，根本落脚在民本，而作为统治阶层，与民共情、体会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道理，则是改变暴政而回归人道的根本所在。孟子以“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以刃与政，有以异乎？”两连问，引导梁惠王思考如何为民父母的问题，按常理推断人们对“兽相食”的事情都会自然而然产生厌恶之感，更何况“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简直是“率兽而食人”的恶行，以此鞭策点醒君王若使民众活活饿死则是最大的罪责。
　　换句话说，“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则自然能使民众“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认为君王不应高高在上、作威作福，而要通达人情，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积极引导百姓按照“仁”的标准去修习，国家上下便会政通人和，民众能够自觉归附和认同，并心甘情愿为保卫这样和谐美好的生存环境而去尽心尽力付出，更不用说满足梁惠王因失地辱国而“比死者壹洒之”的心愿了。孟子借此作为以有道伐无道“仁者无敌”的根本支撑，反映了赢取民心作为富国强兵根本支撑的这样一种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魏文侯时期以武力开拓疆域的同时，还尤其注意经济建设，如打破建立在血亲宗法制度上的世袭制，施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依据能力和功劳选用官吏，从而激发整个国家安全发展的活力；再如，任用西门豹治理原本贫瘠的邺地，借助打击祭祀河神的迷信活动，惩戒了地方恶霸势力，教育了广大民众，后引漳水并开凿12条水渠灌溉出大批良田，“寓兵于农、藏粮于民”，迅速使邺城民富兵强，成为魏国东北重镇。正是这些以发展民生为目的的举措，使魏国民间力量积蓄起来，民强而国富，由此奠定了魏国百年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