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杜平今年93岁（离休前是教育部中学教育司司长）。国庆节前夕，她获得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晚辈们都为她骄傲、高兴，相约去看她，并想亲眼看一下、亲手摸一摸这枚纪念章。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凝结着多少中华儿女出生入死与无限荣光啊！
　　小姨见到我就一直拉着我的手谈起我的妈妈——她的姐姐，也是小姨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姥姥膝下有两个女儿，妈妈是大姐。
　　妈妈的家庭属于书香门第，家风严谨、家境殷实。她的祖父从贵州科考中举，被当时清政府派往直隶（现河北保定）一带做官，当过知府。我的姥姥家则是保定府知名的槐茂酱园。虽然是女儿，但家长比较开明，鼓励女儿读书，且妈妈和小姨学习成绩都非常好，都是各自年级的头名。
　　在保定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妈妈即接触到有进步思想的高年级同学，阅读了大量鲁迅的作品、苏联小说以及《共产党宣言》等，有了忧国忧民的意识，产生了追随共产主义的理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保定沦陷。妈妈坚决不想在日本人铁蹄下委曲求全的生活，她和家里谈到要去抗日，当时她只有17岁，父母当然是不同意的，转而答应她去北平读书。妈妈早些时候已被北平第二女子中学以第二名的成绩录取，因她是家族长孙女极受老人宠爱，不愿让她走远，因而暂时放弃了。但随着战事的变化，亡国奴的滋味让妈妈觉得去北平读书已经不是她的愿望，她要去寻找带她打日本鬼子的共产党。
　　妈妈只把出走一事悄悄告诉给妹妹，并留下一封信，让妹妹在她走后第二天再告诉家里，便一路搭乘火车、马车甚至步行来到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河北束鹿县，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妈妈突然离开，家里上下乱了套。大家族一起商量派我姥爷去寻找她，带她回家。
　　从生活优越的女学生到条件艰苦的农村抗日根据地战士，妈妈确实经历了一番磨炼，白天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工作忙忙碌碌，夜晚却因十分想家不能入睡，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一天妈妈正在县政府开会被告知我姥爷来了。这时的妈妈已经一改在家的穿着，身上还长了虱子，可她风尘仆仆，目光坚定。妈妈把根据地领导和同事介绍给我姥爷，这些人许多都是来自大城市的学生，甚至还有老师，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士。根据地抗日氛围浓烈，朝气蓬勃，加之妈妈态度坚决，我姥爷也眼见为实，还是很敬佩共产党的，也只好嘱咐女儿一番后独自回家。送姥爷回家那天风沙很大，妈妈送到村口躲在一棵树后悄悄地看着我姥爷坐着马车远去，她看到姥爷一直在掏手绢擦眼泪。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为了不牵累家人，妈妈从此给自己改了姓名叫白力行。
　　在抗日根据地，妈妈从担任县妇联会干事到县妇联会主任，辗转于冀中一带从事抗日活动，直到1942年生我大哥。当时冀中根据地正面临最残酷的“五一大扫荡”，爸爸是冀中抗日联合会主任，他的任务是保护全冀中群众的安危，顾不上妈妈。妈妈被县妇联会安排在老乡家生产，但老乡家突然出现情况不便接收。正在为难之际，一天晚上冀中区党委常委周小舟突然来看妈妈。周小舟瘦弱白净戴副眼镜，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但连续数月的扫荡封锁，他黑了、更瘦了，眼镜也不戴了。他了解情况后，当即决定并布置冀中敌工部同志安排妈妈回保定自己家中生产，并受保定敌工部领导利用家庭背景掩护做城市地下工作。妈妈在地下交通帮助下混在难民中进入保定。这是她离开家4年多后第一次回来。她当时马上就要生产，挺着大肚子、蓬头垢面，路过家里开的槐茂酱园店铺，伙计们都没认出她来，敲开家门妺妺也是吓了一跳，以为是要饭的，是妈妈上前一把抱住妺妺，我的小姨才认出是姐姐回来了。生下大哥后，妈妈即与当时保定敌工部负责人李英儒取得联系，并利用家庭掩护在城市开展地下工作。当时姥姥家成了地下组织联络点，小姨虽然年龄小些，但跑腿送信很机警。姥姥后来跟我讲过，李英儒常常过来，有时从后门进来一身布衣像个伙计，从前门出去时便换上姥爷的长袍马褂，戴顶礼帽像个有钱人，都是地下秘密工作的需要。
　　1943年，组织安排妈妈到太行山根据地工作。因为孩子太小，只能放在姥姥家中，大哥就这样由姥姥姥爷继续抚养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家中的伙计、左右邻居都知道我大哥的身世，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八路”，可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内战期间，就是没有一个人告密。这也是民心所向吧。
　　在保定受妈妈一年多时间影响，小姨也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开始参加党的工作。妈妈走时小姨执意要跟去，妈妈让她听组织安排。
　　1944年，小姨从北京辅仁大学女附中步行一个多月到达了冀察晋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班参加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毕业后，小姨也改了姓名被派往北平做地下工作。党组织了解小姨学习成绩非常好，派她考取国立北京大学，以学生身份做地下工作。小姨聪明灵透，她喜欢理科，但组织考虑学习理科会占用更多时间，让她读文科。小姨于1945年9月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在城工部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妈妈两姐妹都曾学业优秀、不愁吃穿，但她们为追求信仰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小姨老了，常常爱回忆过去，前几年她才对我讲起在北平和保定做地下工作时，几次过封锁线遇到盘查，身上夹带的东西差点暴露，那都是命悬一线的事情。可是她们勇往直前、敢于面对、无怨无悔。
　　新中国成立后姐妹俩又投身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妈妈在中央党校工作非常忙，中央党校在北京市西边，我家住在市东边，妈妈就一直是办公室兼宿舍，一周回家一次。通常是周六晚上到家，周日晚上即返校。在1964年至1966年间，妈妈都是带着党校一批批青年骨干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几个月也回不了家。因此，在教育子女问题上就是定个基本大调——做个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普通劳动者，其他一切放手成长。二哥在中学时写的一篇作文《我的理想》中表示将来要做一名火车司机，妈妈特别高兴，还为二哥修改细节。我也凑上来问我将来做什么呀，妈妈说，“做一名纺织女工”。尽管我们都是“放羊式”成长，但父母对信仰的责任、对工作的态度以及他们的为人处事，潜移默化地教育着我们。我们家和小姨家共5个哥哥，他们个个上进，纷纷考入四中、五中、八中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重庆后勤军事工程学院，只有我最小，“文化大革命”开始刚刚小学六年级，没有考试录取的机会。虽然在“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中我们都经历了曲折、磨难，曾经徬徨，但父母多次告诉我们“要相信党”。这让我们从不放弃，无论是学习、工作都刻苦认真、兢兢业业。
　　妈妈在1995年离开了我们，但她对我们的教育和期望，深深影响着我们。妈妈和小姨姐妹二人都是积极做事、低调做人，很少提起当年在敌占区和抗日根据地出生入死的工作经历。当年在保定领导她们做地下工作的李英儒，后来担任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宣传部副部长、八一电影制片厂顾问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创作了《战斗在滹沱河上》《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还被拍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电影。由于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在1943年冬天，敌伪占领下的省城（即河北保定市）我党地下工作者生活和斗争的故事，因此很多老同志都认为，妈妈和小姨就是《野火春风斗古城》小说中金环和银环姐妹的原型。妈妈总是说，李英儒同志在革命斗争经历中积累了太多的革命素材，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比起一起战斗的同志和英烈们，我们很平凡，很普通。
　　通过参加最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一系列让人振奋的宣传庆祝活动，我也在不断思考：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我们党和我们前辈们从事的事业是一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让中国人民彻底站起来了。他们不平凡！他们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真正典范。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