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师钱穆曾说，“建安以下，知为文以骚赋诗歌为尚，此为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独立之一种新觉醒。然骚赋诗歌，必尚辞藻，必遵韵律，为之不已，流弊所趋，乃竞工外饰，忘其内本。”这种情况，自汉末一直到中唐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到中唐以后，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家”革新文体文风，提倡古文，反对华而不实的骈文，史称古文运动。古文运动，在文体上，倡导以战国秦汉的标准散文取代骈文；在文风上，希望用言之有物、文以载道、文从字顺等来取代浮靡雕饰、华而不实。宋代谢采伯说：“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经过中唐韩愈、柳宗元，到北宋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推动，古文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言之有物。应该说，骈文中确有不少佳作，如我们所熟知的，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讨武檄文》都是流传千古的佳作。然而，更多的骈文作者沉溺于对偶、声律、用典和词采，甚至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重形式轻内容现象十分普遍。有鉴于此，韩愈、柳宗元认为文学创作必须言之有物。韩愈提倡“不平则鸣”，所谓不平，并非指牢骚不平之气，而是内心对外物的真情实感。他还说文章“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认为好文章是真情实感、不吐不快的产物，要求创作要面向人生、抒情言志、反映现实。欧阳修则明确反对文章“弃百事不关于心”，“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苏轼则认为诗文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对于文章文采与内容孰轻孰重？古文家们强调，不能因为拘泥于文采、形式而忘了内容为根本，毕竟文章的形式要服务于内容。
　　文以载道。韩愈、柳宗元提倡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写文章要弘扬“道”，文章是为阐明“道”而服务的。韩愈反复强调“古文”与“古道”的一致性。他在《答李秀才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从文与道的关系上来看，柳宗元和韩愈观点差不多。他于《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提出了“文以明道”的思想：“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创作就要为‘明道’而作文，不为文而文。可以说，“道”是柳宗元文章写作的核心。欧阳修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那么，道是什么？韩愈的“道”主要是儒家道统。他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另一位古文家李翱在《答侯高第二书》说：“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圣人所由之道者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古文运动中提倡的“道”，主要是儒家思想，即文字的表达形式要为儒家思想这个中心内容服务。在古文家看来，对于文章而言，“道”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好的文章应该承载作者认可的“道”，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文章的艺术性要为思想性服务。
　　文从字顺。骈文追求形式之美，过于追求雕琢和修饰，反而失去了文章原本的自然美。从文体上来说，相对于骈文的四六对仗，古文句式可长可短，不拘一格。从语言风格上讲，韩愈提倡“文从字顺”“惟陈言之务去”“词必己出”。即要摈除陈词腐语，在语言形式上创新，文章内容阐述清楚、表达明了。唐宋古文运动，韩愈是拓荒者，欧阳修是建业者。与韩愈追求新奇、古奥不同，到了宋代，古文家更多地朝着“文从字顺、平易自然”的方向发展。欧阳修呼吁“勿用造语”“取其自然”。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他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苏轼在给黄庭坚书信中说，“凡人文字，务使平和”。欧阳修、苏轼都力主文风自然畅达。在此背景下，宋代古文就比唐代古文更趋向于明白晓畅、平易自然。平易自然的语言风格使散文更进一步缩短了与口语的距离，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世人接受，奠定了古文的地位。
　　经过中唐、两宋的发展，古文运动让诗文面貌焕然一新，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浪潮，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文风连着世风，古文运动也并非一场简单文风革新运动，而是以文人推动的以文学带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变革的运动，对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