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荐人才、直陈弊政之后，张之洞在信中谈到了教育问题，即他一直牵挂的为四川尊经书院延聘教授的问题：
　　“尊经书院主讲不宜久虚。侍因与李申甫前辈有约，俟之半年，始敢推毂。王壬秋孝廉闿运，湖南长沙人，通经博史，诗古骈文并皆古雅精美（曾文正，刘霞公，郭筠公皆甚佩其学，现在长沙）。王霞举兵部轩，山西洪洞人（祁文瑞曾疏荐之），经学小学皆甚渊邃、诗学清深，古文不俗，现在假归，主讲河东（束修闻颇廉）。张啸山广文文虎，江苏南汇人（曾文正最重之），经史小学词章考据无不淹贯博综，近十年皆在金陵为书局祭酒。顷闻回里处馆。三君皆老名士，湖南王君年四十余，性情超迈；山西王君五十余，性情谨朴；张君六十余，性情宽和（时在蜀时曾与吴仲公致书江南延之，因渠方领书局束修本丰，未肯远行，今闻回籍，当可出游矣）。鄙意中，初拟有锺子勤孝廉元烝，近于八月间归道山矣。右三君伏望择取其一，速为延聘。壬秋最便，精力有余；霞举微觉疏懒；啸山但恐不易致耳。盘费应由蜀中备送。修金原议一千二百金。本不为多。如彼惠然肯来，或添请其作刻书总校，加送修金若干，以资津贴（如刻书时必须有通品作总校，方能雅饬精审，川中现无其人）。应俟临时斟酌。钱铁江大令品学训课固优，究非长局，若不予以缺而令其长此，勤劳似亦不情耳。川省中关心此事者，惟薛觐堂侍郎一人尚可与商酌耳。”
　　惜未能到任的几位人选
　　在书信的第二部分，张之洞重点围绕尊经书院主讲的人选问题，主动谈了自己的意见想法。认为“不宜久虚”。
　　尊经书院主讲一席“久虚”的原因，应该也是张之洞本人造成的。“侍因与李申甫前辈有约，俟之半年，始敢推毂。”这句话能够说明问题。
　　李申甫即曾国藩的弟子李榕（1819—1890年），字申夫、申甫，四川剑州（今广元）人。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初任礼部主事，后经郭嵩焘举荐，入曾国藩幕府，受到曾国藩的器重，征战南北，军功卓著，从盐运使、按察使一直干到湖南布政使。50岁时（1869年）遭到弹劾，罢官归里，先后在剑州兼山等书院担任山长、讲席18年，以“古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无论是从资历、德望，还是学识、地域等条件看，李榕都是出任尊经书院主讲的最佳人选。从信中“有约”分析，他本人应该是愿意受聘的，但可能需要半年后才能确定。所以张之洞“俟之半年”，确定李榕来不了了，才又开始推荐王闿运、王轩、张文虎等几名人选。下面，分别略作介绍。
　　王轩（1823—1887年）字霞举，自号顾斋，山西洪洞人，同治进士。大学士祁隽藻读到他的文章后感慨说，石州（张穆）后期有人。经祁隽藻保荐，王轩在军机处记名，在兵部任职10年。同治八年离京，应河东道杨宝臣之聘主持运城宏运书院。
　　“现在假归”，“主讲河东，束修闻颇廉”。说明张之洞对王轩的情况一直在跟踪。尽管尊经书院最终并没有聘任王轩主讲，但张之洞也没有放弃他。光绪八年，张之洞巡抚山西，在省城创建令德堂，王轩出任总校（一说山长），可见他对王轩的器重。
　　张文虎（1808—1885年）字啸山，号天目山樵，江苏南汇人，诸生，曾国藩幕宾。曾帮助曾国荃校刊《王船山全书》。李鸿章总制两江，又聘请他管理江南官书局。是晚清著名学者、文学家。
　　张之洞对张文虎的行踪也格外关注，“近十年皆在金陵为书局祭酒。顷闻回里处馆”。尊经书院创建之初，张之洞就和总督吴棠请过张文虎。当时因为张文虎“方领书局束修本丰，未肯远行”而作罢。“今闻回籍，当可出游矣。”听说现在不在书局工作了，也许能请到了。求贤之切，溢于言表。但张之洞还是不无担忧地说，“啸山但恐不易致耳”。果然不出所料，张文虎还是没来。张文虎的《舒艺室诗存》也记载了这件事情。
　　在张之洞的初拟名单中，还有一位人选是钟元烝（一说文烝）（1818—1877年）浙江嘉善人，字展才，子勤，道光二十六年举人。不巧的是，“近于八月间归道山矣”，刚刚死了。
　　王闿运出任尊经书院山长
　　对尊经书院主讲一席，张之洞心中最属意也认为最有可能应聘的是王闿运。王闿运（1833—1916年）湖南湘潭人，字壬秋，号湘绮，咸丰七年举人。晚清著名辞章家。自负奇才，以经学文章享誉海内。
　　“王壬秋孝廉闿运……通经博史，诗古骈文并皆古雅精美，曾文正，刘霞公，郭筠公皆甚佩其学……”张之洞自己推荐还不够，还要抬出曾国藩、刘蓉、郭嵩焘几位湘系大佬，为王闿运助阵。而且这几位又都是丁宝桢的上级或师友，分量可想而知。在谈到王闿运的性格时，用了“性情超迈”“壬秋最便，精力有余”这样肯定的语气，足见属意之诚。
　　在张之洞向丁宝桢推荐王闿运不久，王闿运接到了丁宝桢的邀请信。光绪四年冬，王闿运决定入川。他在蜀中任教近十年，提倡训诂及经史之学，尊经书院中涌现大批英敏特达之士，如廖平、杨锐、宋育仁、吴文英，同称“院中四杰”。不少学生承继师法，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所以，有人评论说，四川尊经书院的创建是近代蜀学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而王闿运出任尊经书院山长，是影响四川近代学术教育的一件大事。对提高书院声誉，开创四川近代学术教育新局面，弘扬光大近代蜀学，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张之洞的教育理念
　　张之洞推举的这几位人选都是“老名士”，其实有的年龄并不大，比如王闿运才40多岁，张之洞强调“老”，无非是想说“名士气”重而已。这几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功名的级别并不高。王闿运举人出身，张文虎诸生，钟元烝孝廉。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张之洞的人才使用格局：兼容并包，不拘一格，突出实学。
　　王闿运曾经比较过清末几位名臣的用人风格，认为“胡林翼能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国藩能收人才，而不用人才；左宗棠能访人才，而不容人才；丁宝桢能知能求，而不能任”。彼时张之洞还未成大器，故不在评价之列。如果笔者评价的话，张之洞称得上是既重才识才，又善于用才的高手。“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从张之洞对尊经书院几位人选“底细”的掌握情况可以看出，他平时对人才的留心程度是非常细致的。而这时候的张之洞才刚刚40岁，他的人才储备（包括前文提到的对全国官吏的了解掌握）已经相当厚实了。
　　那么，张之洞为什么如此重视书院主讲的选聘呢？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从小处讲，这是张之洞在学政任上的遗留问题，他有责任负责到底。负责任，是一种境界、一种担当，也是为官者官德的体现。张之洞所以为张之洞，就在于他很早就注意这方面的锤炼修养，所以才能达到后来的高度。
　　从更大的方面来看，张之洞对尊经书院建设的重视，体现了他“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心由学”的政治思想。张之洞无论在哪里为官，都要把兴学育才作为重要工作的原因。从任湖北学政开始办经心书院，到四川办尊经书院，在山西办令德堂等等，在他40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基本没有停止过兴学育才教育活动。张之洞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名副其实的伟大教育家。
　　尊经书院创办时，张之洞正在担任全省的最高教育长官。他是尊经书院的实际创办人。当时四川学风不佳，科场弊端甚多。张之洞为了矫正学界风气，确立了“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的原则。他亲自为书院制定了18条章程，亦即书院学规。对于张之洞来说，尊经书院不仅是一所学校，也是社会教化的一个策源地。他曾表示：“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这也可以看作尊经书院的办学宗旨。张之洞于尊经书院付出甚多也寄望极高，在调任回京的路上，他还给继任四川学政谭宗竣写信说：“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惓惓不忘。”
　　有学者撰文总结了张之洞为尊经书院作出的五大贡献：会商总督，延聘名儒、手订章程、扩大庋藏、开设书局。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张之洞对尊经书院人事的挑选安排、规模筹划来看，可谓深心大力，认真负责，看不出一点敷衍塞责的意思。这种评价是有事实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