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襄王时代，范雎入秦，提出远交近攻之策，被视为英明的战略转向。其实，秦国整体方略未变，无论是范雎还是魏冉，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大国均势，尽量争取崛起的空间。没有不带刺的鱼肉，没有一劳永逸的策略，远交近攻只能在合适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远交”只是表面现象，也是暂时的，这种交往的本质是制衡甚至暗中削弱对方。秦在昭襄王一朝正是致力于此，并演绎出一个个远削近攻的精彩故事。
　　第一张骨牌
　　“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到了秦昭襄王时代，战国最先进的强国魏已经走向衰落，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强盛起来，齐、楚、秦、赵成为新的四强。
　　赵倾尽全力，在公元前296年攻灭中山国，打开了发展上升的结构性空间。日渐强大的赵国牵动各方，尤其齐国原来和中山国关系密切，现在需要直面和赵国的接触甚至碰撞。令诸雄庆幸的是，赵之强国梦止步于内乱，对于昭襄王有恩的赵武灵王丧身沙丘之变。秦少了道义约束，也少了制衡对手，踌躇满志，大举东进。
　　从昭襄王十三年（公元前294年）开始，秦攻伐韩魏，层层剥笋，有条不紊。韩魏之后，秦面对尚且强大的赵国，需要“帮手”，齐国是最佳选择。昭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8年），秦相魏冉亲自出访齐国，提出了齐、秦“东西致帝”的倡议，实质是试图和齐联手瓜分赵国，就像当年秦齐合作，东西并举，共同削弱了最先崛起的魏国。
　　反转伐齐
　　百密终有一疏，秦国出现了少有的战略误判。此时齐国的焦点在宋不在赵。秦得巴蜀而富，赵灭中山而强，齐渴望得到近在咫尺的宋国。如果助秦伐赵，秦得利大于齐，齐、秦两国还会提前相遇。因此，齐容忍赵灭中山，反而转向和赵国合作。齐闵王自去帝号，于公元前287年组织齐、赵、魏、韩、燕五国伐秦，拉出了一记凶猛的“弧圈球”。
　　犯错不可怕，应对是关键。秦以变应变，一方面退求其安、不与五国联军交锋；另一方面，迅速把之前占领的温、积、高平等地归还魏赵两国，暗催其变。五国各怀私心，无有大成，齐更是利欲熏心，在乱局中浑水摸鱼，居然声东击西，于公元前286年攻灭宋国。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看似易得厚利往往都是大麻烦。齐突袭灭宋，令天下侧目，独得膏腴之利，实则已经引火烧身，其祸大过赵灭中山。秦敏锐地捕捉到了天赐良机，犹如一位优秀的削球手，不仅化解齐国大招，还很快反转局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组织联合反齐力量。
　　秦战如虎狼，更能长袖善舞。公元前285年，秦楚会于宛，秦赵会于中阳，楚、赵既安，秦向齐亮剑，取齐之河东九城。次年，秦魏会于宜阳，秦韩会于新城，燕昭王入赵，拜见赵惠文王。燕国恨齐入骨，得秦赵两强之援，乐为前锋，五国联军正式组成。秦稳坐钓鱼台，四两拨千斤，策动了战国时代最为成功的联合军事行动。齐国强大一时，也难敌众手，遭受秦隔山打牛之击，在看似弱小的燕国面前一溃千里，几乎亡国。
　　纵横捭阖需要实力，也需要技术。秦将“远交近攻”战略升级至2.0版本的“远削近攻”，更为务实有效。秦无苦战，但天下已变。齐国衰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虽经田单复国，但实力大不如前，再也无法和秦一争高下。
　　神鬼之军
　　齐、楚同为秦的远方大国，既已弱齐，必要疲楚，于是秦施展“一石二鸟”的双杀计。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秦赵相会，秦王令赵王鼓瑟，蔺相如逼秦王击缶，秦赵在似乎不太友好的氛围里却达成了“友好”谅解。皆大欢喜的渑池之会后，秦无后顾之忧，专注筹备对楚大战。
　　在此前一年（公元前280年），秦国宿将司马错领军从陇西入蜀，补充10万生力军和600万斛粮草后，顺江而下，兵出巴蜀，声势浩大，先后占领了楚之黔中、上庸、汉北之地，并拿下了关键战略节点邓。为了稳居江汉上游，秦迅速迁徙大量人口充实新得之地，确立了对于楚国的先发优势。
　　取必两端，攻必两路。正当楚国严阵以待，防备司马错兵团，另一支秦军在邓地悄悄集结，准备沿汉水南下。这是由“战神”白起率领的机动兵团，人数虽仅为数万，但皆是百战精兵，极为凶悍。出征后毁桥焚船，自断归途，一路向南，扫荡楚国江汉之地。此战不同以往，既是歼灭战，也是震慑战，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驱楚之战”。素来冷酷的白起似乎更加无所顾忌，将战争进行到极致，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鄢城。
　　毁楚宗庙
　　鄢城在郢都之北，素为楚国门户，此城若失，郢都必亡。楚国大军云集在此，寸步不让。面对鄢的坚城重兵，白起从容规划，在百里之外筑坝蓄水，修渠引水，以灌鄢城。这是一项庞大的土工作业，但效果显著，渠成水到，楚国数十万军民丧生，损失惨重。这可能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由水攻造成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白起军团经过短暂休整，乘胜攻破郢都，随后溯长江而上，将楚国历代先王的墓地夷陵焚毁，甚至还向东追击楚军残部，直至汉江西岸的竟陵。“灭人之国，不绝其祀”。战国之乱，烽火连天，但毁人宗庙的做法还是极为罕见的。虽然秦号称“虎狼之国”，但冒天下之大不韪，穷追猛打，火烧夷陵，用意何在？
　　一石多鸟
　　白起的冷酷绝非一时兴起，此役秦国的作战意图清晰，是深谋远虑之举。经过此番苦战，“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徙都于陈”。此后，楚国整体战略重心东移，虽然公元前276年，楚国夺回黔中15城，但对于整体格局没有太大影响。江汉之地成为秦国的“南郡”，白起成为“武安君”。
　　秦取南郡，毁楚之宗庙，一石多鸟。一是秦出巴蜀，战略天地为之一广；二是宗庙被毁，极大打压了楚国重返江汉的意志；三是五国伐齐之后，齐国孱弱，这时楚国战略重心东移，必将和齐国发生激烈碰撞，齐楚相争，秦可收渔翁之利。
　　六国试图联手制秦，但秦意志坚定，不做消极的应对者，而做积极的主导者。奇正相守，稳中求进，有定势，无定法，秦不放过每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东方大国齐和南方之强楚不知不觉中同时走上“夕阳之路”。掣肘已去，秦专心近攻之谋，蚕食三晋，以图上党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