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这个词来源于西方，这种阶层一般有些社会地位，知识渊博，待人友好，讲究细节。如果勉强用汉语里的词来比附，儒家文化里的“君子”庶几近之。所谓绅士风度，其实就是绅士通常的一种为人处世的风格，季羡林先生就遇到过多位绅士。
　　王寿彭是清末状元，民国时期做过北京总统府秘书和山东省教育厅长，学识渊博，其书法造诣也颇高。他兼任山东大学校长时，规定山大附中每一班的甲等第一名且平均分数达到95分以上者，可以受到奖励，奖品是他亲笔书写的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某一年中，只有一位学生季羡林达到了这个要求，于是便成为唯一获得状元公王寿彭墨宝的人。扇面上是一首七律，结尾落款写道：“羡林老弟正 王寿彭”，对联的开头则这样写道：“羡林老弟雅詧……王寿彭。”这王寿彭是个思想有点保守的人物，但对学生却颇具平等理念，不仅称学生为“老弟”，还谦虚地让他对自己的书法指“正”“雅詧”，其绅士风度自然流露出来。
　　有些先生的淳朴态度也使人感动。吴宓在清华大学做教授时，替天津《大公报》主办一个《文学副刊》，季羡林等几个喜欢写作的学生，经常给副刊写书评一类的短文。按照常理，学生发表文章，报社已支付稿费，编辑并不欠作者的人情，自己的老师做编辑，文章更容易得以发表，学生反而应该感恩。然而，吴宓不这样想，他将学生向他主持的版面投稿看成是一种支持，他多次邀请季羡林等人到他的住处做客，还请他们到工字厅的教授西餐厅吃饭。
　　1945年，人在德国哥廷根的季羡林计划回国。得知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在英国治眼疾，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10年来的学习情况，附信寄去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不久，陈寅恪回了一封长信，告诉学生自己的近况。信中说：他拟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等几位先生介绍季羡林到北大任教。后来真的兑现了诺言。
　　具有绅士风度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舒服。绅士风度必然是友好、低调的，必须充满着利他行为，这一切无疑都会使他人感到温暖。绅士风度跟文化环境有关。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流，当年孔子教导学生们要文质彬彬，这是成为君子的先决条件。既不能“文胜质”，也不能“质胜文”，两者都要具备且恰到好处。所以一是不能过于自私，如果过于自私，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则与“质”的品质相违背。二是要通过礼貌礼节等方式，传达出对别人的友好，否则就不斯文，让人不舒服。这两者是一个崇尚君子的社会对一个人的必然要求。
　　对待一个普通的中学生，王寿彭其实可以不那么客气，毕竟他名高位显，年纪也大得多，以长辈和老师的身份说话，没人觉得不妥，他不愿这样做，只能说他的修为超过了一般人。吴宓对投稿的季羡林的厚待、陈寅恪对希望求职的季羡林的帮助，都不是他们的分内之事，不做，也未必是道德上的瑕疵，他们愿意主动提携后进，格外地尊重学生，无非是出于一种希望自己学生成长进步的师者仁心，是一种额外的关爱。
　　这些先生的“绅士风度”，其实也是一份温热的文化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