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威尔逊在一战期间领导美国抛弃了建国以来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路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创建一个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在这之后，威尔逊的国际主义逐渐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思想。然则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不但频频破坏威尔逊提出的自由贸易、削减军备等国际合作原则，而且还常常扰乱美国自己构建起来的现行国际秩序，以至于很多人担心美国的孤立主义可能会就此卷土重来，继而影响世界全球化的历史走向。值此背景下，我们在一战结束百周年之际，有必要重新回顾美国外交政策在一战中由孤立主义转向国际主义的过程和原因，思考和总结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趋向。
　　一百多年占据美国主流的中立政策
　　孤立主义外交是乔治·华盛顿等开国领袖在立国之初为美国外交定下的一项基本国策，其核心思想是美国应该在国际政治中保持独立和中立，不与外国特别是欧洲国家结盟，以免因承担相应的政治和军事义务而被拖入他国的纷争之中，殃及美国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孤立主义路线是美国在建国初期制定的一项自我保护政策，其目的是保障新生的、弱小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但是，“孤立”并不意味着“封闭”，美国的孤立主义决不是一种与世隔绝的闭关锁国政策。美国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竭力避免卷入欧洲的内部纠纷，但在经济上却始终与欧洲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扩大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贸往来。而在同拉美和亚洲等地区的交往过程中，美国还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粗暴地对这些地区进行政治干预，甚至军事干涉。在建国后的一百多年里，孤立主义外交得到了美国历届政府的贯彻和执行，并成为了美国精英和大众的共识，变成了美国的一项政治传统。
　　然而到了19世纪末，随着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已深深卷进欧洲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继续维持超然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孤立地位已显得不合时宜。在此形势下，国际主义思想开始在美国兴起，主张美国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通过建立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来维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不过在一战以前，由于孤立主义观念已在美国根深蒂固，国际主义思想始终未能转化为美国的外交政策。
　　一战起因于巴尔干地区的一次意外刺杀事件，但根源于19世纪以来欧洲国家之间民族矛盾和殖民冲突的长期积累。然而，触发此次战争的这些原因和美国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尽管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等人在大战伊始就已洞察到这场战争可能会打破欧洲的均势并最终危及美国的安全，但大部分美国人却依然乐观地相信，美国只要一如既往地对欧战奉行孤立主义和中立政策，便可置身事外，高枕无忧。于是，威尔逊在1914年8月4日宣布美国保持中立。半月之后，他又发表演讲，提醒民众“美国不仅必须在名义上，而且必须在事实上保持中立。我们既要在行动上，也要在思想上不偏不倚”。
　　美国朝野上下在大战之初之所以倾向于选择中立政策，除了受孤立主义观念的影响之外，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当时的美国政府和社会正致力于推进国内的进步主义改革，把外交事务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而且，由于欧洲长期以来一直战火不断，所以多数美国人都以为这场冲突也只是一场常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其次，美国与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均存在矛盾，不愿看到任何一方大获全胜。1914年8月22日，总统顾问爱德华·豪斯在给威尔逊的信中坦言：“如果协约国赢了，就意味着俄国将主宰欧洲大陆；如果德国赢了，就意味着其恶难以言状的军国主义独裁将降临在未来好几代人头上。”
　　一战迫使美国放弃中立政策
　　然则在执行中立政策的过程中，美国的外交传统出现了历史性转折。为了防止因任何一方获胜而导致欧洲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改变，豪斯劝说威尔逊利用美国的中立地位对欧战进行斡旋，说服交战双方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恢复欧洲原有的均势。威尔逊采纳了这个建议，从1915年初至1917年初，多次尝试调停英、德等国，但终因交战双方的停战条件相距甚远，这些调停均以失败告终。然而这些调停活动却改变了美国之前对于欧洲事务完全不闻不问的做法，标志着美国长期推行的孤立主义外交路线发生了转变。1916年2月，美国与英国达成《豪斯—格雷备忘录》，承诺如果协约国愿意参加和平会谈，而德国拒绝接受，美国将“可能”参战反德。这意味着美国已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干预欧洲的战局。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题为“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讲，呼吁交战国达成一种“没有胜利”“没有赔偿”和“没有兼并”的和平。他认为，这个和平的基础必须是国家平等、民族自决、自由贸易、裁减军备等原则，并通过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维护这些原则，确保世界和平。威尔逊的这些倡议与原则表明了美国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正在酝酿和形成，反映出美国不仅要介入欧洲事务，还要创建一个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来代替由欧洲建立起来的以均势为核心的国际旧秩序。威尔逊在外交路线上的转向很大程度上折射了美国中立政策的困境。
　　事实上，在威尔逊宣布美国中立以后，美国政府与民众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难以做到绝对中立。首先，美国与协约国的经贸往来使美国与协约国之间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关系。一战爆发后，英国迅速利用其强大的海军切断了同盟国的海上贸易，美国因此只能与协约国进行贸易往来。随着战争的进行，美国与协约国之间的贸易总量急剧增长。这一方面是协约国要从美国进口大量军用物资以推进战争；另一方面也是美国要通过扩大出口来拉动本国经济，夯实国内进步主义改革的经济基础。为了保障协约国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美国的货物，美国政府甚至还允许本国银行向协约国贷款。其次，美国与协约国的经贸往来引发了同盟国的不悦与攻击。德国对于美国一边宣称中立，一边向英国贩卖军需的行为极为不满。因此，德国从1915年初开始决定以潜艇战来击沉所有进出英国港口的船只，阻断英国的补给，逼迫英国投降。德国的这一战略直接挑战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中立地位。在随后两年里，德国潜艇因在多次袭击中造成大量美国公民死伤，美德矛盾不断激化。再次，多数美国人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协约国。由于美英之间在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特殊联系，大部分美国人都更愿意支持英国。而英国在美国的战争宣传也强化了美国人对同盟国的敌意。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下，美国中立的天平逐渐倒向了协约国。1917年初，随着“齐默尔曼电报”被揭露，美德关系完全破裂。同年4月6日，美国放弃孤立路线和中立政策，正式对德宣战。
　　历史变革催生了国际主义
　　不难看出，美国在一战中之所以放弃孤立主义，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美国经济的扩张，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已深深卷入到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美国在与欧洲保持经贸往来的同时，很难再在政治上超然物外，尤其是在自己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而美国最终在外交上选择国际主义和介入一战，就是希望通过恢复世界和平和重建国际秩序来维护美国的利益和安全。
　　1918年初，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计划”，倡议各国按照公开外交、民族自决、自由贸易等原则创建新的国际体系，并建立国际联盟来维护该体系的和平与安全。尽管“十四点计划”随后在巴黎和会上遇到一些挫折，并在美国国内遭到孤立主义思潮的抵制，但它的精神没有就此泯灭，反而在二战以后大放异彩，成为美国对外战略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虽然孤立主义思想在二战后的美国并未销声匿迹，单边主义倾向在冷战后的美国外交中也不时出现，但美国的外交战略始终没有离开国际主义的大方向。这归根结底是由世界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和美国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决定的。事实上，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的发展更加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美国不可能在抛开国际责任和国际合作后还能独善其身。因此，尽管特朗普高喊“美国优先”并推出一些带有“孤立”色彩的政策，但从整个历史趋向上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可能长期奉行单边主义，更不可能回归到孤立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