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跑一次”改革始于浙江，业已产生全国影响，成为新时代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张“金字招牌”。如果把全面深化改革看成一个系统工程，那么“最多跑一次”改革就是撬动这个系统工程的杠杆和支点。浙江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在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同时，在“撬”字上狠下功夫，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不断放大“最多跑一次”改革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作用。“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近两年来，其撬动效应已初步显现。
　　首先，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浙江以“最多跑一次”改革创新政府服务方式、打造最佳营商环境，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激发市场活力，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以动力变革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
　　具体而言，“最多跑一次”改革倒逼企业投资审批制度和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了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市场化改革，通过中介服务事项清理、中介机构脱钩改制、中介服务市场建设、中介监管措施构建等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最多跑一次”改革破解了浙江发展瓶颈，以“标准地”供给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企业亩均效益综合评价和资源要素的差别化配置，推动资源要素向优质高效领域集中。
　　其次，在社会体制改革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向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领域延伸，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社会有效治理，既保障改善民生，又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浙江聚焦群众关注度高的民生领域，以开放、融合的理念，联动体制内外同步推进改革，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获得感。
　　具体而言，通过完善浙江政务服务网，“最多跑一次”精神跑进水、电、煤、气、通讯、电视、公共交通等领域；推进“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促使各领域公共服务全面上线，打造“掌上办事之省”，使“最多跑一次”改革加速向公共服务领域延伸，特别是聚焦医疗卫生领域改革，大力推进智慧医疗建设，深化就医预约挂号服务，推动诊前、诊中、诊后有机结合，推进化验检查数据跨层级共享，探索实行第三方药物配送机构送药等机制；积极开展“政银合作”，利用银行网点布设广的优势，有序推进社保、交管等业务进驻银行网点；统一线上和线下公共服务标准，推动网络平台与实体大厅无缝对接，建立线上线下紧密衔接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民生网、服务网、平安网“三网”全覆盖。与此同时，“最多跑一次”改革还跑向镇街社区，纵深推进改革向基层延伸，通过向基层放权、政务资源下倾、夯实基层治理机构，将自治、法治、德治融合，让基层社会治理良性运转起来。
　　再次，在权力运行机制改革领域，浙江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治权”革命，重塑政府内部治理结构。“最多跑一次”改革不仅撬动了经济和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也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一场权力运行方式的革命。浙江的政府自身改革，前几年已经走了两步：第一步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累计取消和下放了13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第二步是“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核心还是减权放权、方便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改革是第三步，本质是以方便群众办事来倒逼减权放权、倒逼政府自身改革，在减权限权的基础上，实行权力运行后台化管理，实现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推进责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让优质的政务服务有了更全面的体制保障。
　　具体而言，“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治权”为重中之重，着力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特别是通过全面整合和优化审批流程，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法治化，强化群众参与、群众评价、群众监督，推动了政务公开，使权力运行更加规范有序、公开透明。
　　与以往历次政府改革相比，“最多跑一次”改革发端于简政放权，发展于技术治理，但其追求不限于效率的目标，它试图撬动各个领域的改革并致力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它不只遵循政府自身的逻辑，更加注重政府公共服务与民众需求的契合，从而倒逼政府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它也不只是政府一家的事，需要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予以协同。
　　这场改革之所以能够撬动经济社会等重点领域改革的逻辑在于：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回应导向、权利导向、效率导向的政府改革思路在理念层面与经济体制改革、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及社会治理变革完全一致，改革的共同体意识为“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的溢出打开了价值观通道；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涉及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孤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难以发挥实效，需要各项具体的改革工作紧密联系，这种改革内容上的内在关联性、整体性和相通性，为“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的溢出打开了制度通道；“最多跑一次”改革既体现了高层级政府的意志，又回应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体现了地方决策者的偏好，这为其改革成效的溢出打开了合法性通道；技术应用的普遍性以及数据资源的共享性，为政府内部的数字治理革命延伸至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提供了可能性，从而为“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的溢出打开了技术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