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冯其庸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一些媒体刊发了冯其庸先生的散文自选集《人生散叶》一书的自序。“冯其庸先生也写散文？”——编辑使用了这样的标题。通常在人们的眼里，写散文是作家的事，做学问的写了散文随笔，不免让人有些惊讶。殊不知，散文与学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写散文的既可以是作家，亦可以是学者，只不过学者的散文富有才学而作家的散文则更具才情吧。
　　毫无疑问，散文也应该是冯先生治学的一部分。正如他在序言里所说：“为了校订和研究《红楼梦》，我重视做历史调查。所以我的不少散文，实际上都是调查的结果。”与先生持同样治学观点的还有于光远先生。于公早年致力于经济学领域多有建树，后来专攻随笔杂文，成就卓著。为什么要写这些小的东西？他在治学的心得中说：“科学研究成果通常以议论的形式发表。在长期科学研究的实践中，论文已形成某种格式，要求确切地表述研究后作出的结论，写清楚自己的诸论点和它们的有力根据。论据的力量在于资料可靠充分，推理周密，符合严格逻辑的要求。这在自然科学中更加重规。但是写成这样的论文往往一下子做不到，我觉得可以先写成随笔发表。你可以从早发表得到很大好处。”这真是经验之谈。
　　其实，学者写散文随笔，古已有之。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很随意的文学样式。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唐宋八大家，到明代的公安三袁、李贽等，可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学者散文；五四新文学以来，从鲁迅、胡适、周作人、林语堂再到后来的钱钟书、梁实秋、金克木、张中行等学人，都是散文随笔的名家。今天，放眼报纸副刊，仍然活跃着一大批学人散文写家，比如周国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学者的作品。他们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兴之所至，任心闲话”，往往寥寥几笔，即入木三分，妙趣横生，令人扼腕赞叹。
　　在笔者看来，学者写散文随笔，好处多多。首先，它是治学的副产品。比起鸿篇巨制，散文随笔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散文随笔可以随时把治学的所思所得记录下来，尽管是千字文，但是文中力求有一点见解，有一些审美的追求，如此一得之见，一孔之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未必不成就一部专著。其次，散文随笔是一种自由的文体，经常练习随笔写作，不经意间会锻炼文笔的洗练，做到微言大义，与此同时还可以养成活泼的文风，使自己的学术写作更为鲜活有趣。当然，学者写散文随笔也有某些顾虑。一方面，高校科研单位还没有把散文随笔列入科研考核内容；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囿于传统的观念，认为散文随笔乃是“雕虫小技”，自然就“壮夫不为”了。其实，学术随笔需要有厚实的学识修养和扎实的文字功底，故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好的。这些都是制约散文随笔繁兴的因素。
　　整体看来，大凡学问家都是多面手，各种文体不在话下。他们的名文也许不是那些皇皇巨著，倒是一篇篇短文写得深厚迷人，足以支撑一个学者的本色，让人服气得很。做学问可以从散文随笔做起，期待为做学问而写的散文随笔构成学界一道学术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