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读《与山巨源绝交书》，以为山涛是假隐贤，不过是以老庄之学点缀纹饰的达官显宦，后读《晋书·山涛传》，才知这个看法错了。山涛虽位居三公，骨子里还是渗透着竹林隐士的风韵，不过身世将他推向朝堂，他是大隐隐于朝罢了。与山涛同朝的刘寔曾著《崇让论》，针对“在朝之人不务相让久矣”的时弊，主张“贵让”“息急竞”，渴望形成“贤人相让于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争于野，天下无事矣”的世风局面。这，毕竟是理想化的主张，世人皆争，相让更难，小至车行让道，市货论价，小户析产，大到朝堂争宠，示功争官，莫不你争我夺，明争暗斗，打得头破血流，哪有一个“让”字？只有竹林七贤中阮咸的儿子阮瞻，真有相让的诚意——天热群行时，口渴，看到一口井，众人争而喝水，唯有阮瞻在后面不争不抢，待大家喝完了，才去喝。谦让在竹林七贤中能真地反映出来，山涛也可算一个。
　　看山涛的身世经历，他倒是真正践行一个“让”字，而且还是能者让，贤者让，多次让。史载其“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早年就隐居有年，只因与宣穆皇后沾点中表亲，去见司马师，这才走上仕途。因办事能力强，一路高升，司马昭在领兵震慑钟会之乱时，担心魏室诸王会作乱，竟将守家的任务交给山涛，可见司马昭对他的信任和器重非同一般，可见他才能非同一般。在助武帝为太子时，又深出其力，更获得晋武帝的倚重，“入为侍中，迁尚书”。但山涛这时却一心求退，“表疏数十上”，方才如愿。
　　没多久，又因诏命逼返，在耳顺之年，入朝当吏部尚书。干了一段后又“固辞以老疾”，上表陈情，章表数十上。为达辞职的目的，干脆消极“不摄政”。皇帝不答应，还对他说，您年老多病，在大事上把把关，何必要辞职呢？山涛又上表恳辞，武帝干脆下手诏，明示不许辞职，如果身体真正挺不住了，送到寺院休养，仍在其位，山涛只好继续干下去。
　　这一干便干了十多年，兢兢业业，政声不错，他又上表求辞职，并以“年垂八十，救命旦夕”的悲情主义去打动武帝。“涛苦表求退，诏又不许”，连武帝身边的大臣都看不过，为他说好话，可武帝就是不答应。再过一阵，山涛又去上表请辞，武帝仍是不许，还亲手下诏命山涛打消念头，诏书竟有“君不降志，朕不安席”这样的字眼，弄得山涛毫无办法，继续老骥伏枥，拉这千里之套。
　　后来，武帝又将他官升至司徒，山涛“固辞”，武帝又发诏，命他“终始朝政”。山涛再上表，武帝再发诏，这时山涛身体真的不行了，“使者乃卧加章绶”。山涛升官，不仅没有一点喜色，反而忧心更重，自责不能当位之心更甚，自言“垂暮之人，岂可污官府乎”？催马车急忙往家赶。七十九岁病逝，死在三公之位上。
　　山涛是个守得住本性的人。他饮酒八斗才醉，武帝有次考验他，取八斗酒让他饮，并偷偷地加了些酒，哪知山涛饮到八斗便止。守住性，守住本，居庙堂之高而不改其性，为官几十年都很清廉，死后旧屋十几间，子孙都不够用，武帝特地为他们安排住房。身居高位，不纳妾，“禄赐俸秩，散之亲故”。有个郡令，常给朝中大官行贿，送给山涛百斤丝，山涛考虑退回去，又担心送礼的同僚难堪，便让人放在阁楼上不用。后来这个郡令因贪赃犯了事，追赃追到山涛时，山涛从阁楼取出丝交出去，“积年尘埃，印封如初”。山涛的为官行事可见一斑。
　　嵇康被杀时，对儿子说：“有山巨源在，汝不孤也。”这位当初拒绝山涛推荐入仕的清纯高士，许是心知山涛，心系山涛，知山涛之品行，心底尊山涛之为人，方才托孤于他。人生所演绎的戏剧不同，只是两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