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旧照片令人心动。照片上的男子一身戎装，头戴军帽，肩挎武装带，戴袖标打绑腿。照片右侧上方题有“翠瑛吾爱”，左侧下方是“可彝赠”，还有两行字：“一六六一九西征凯还之日”。我听当地党史部门的同志解读后边这两行文字，明白其中的“一六”指的是民国十六年，也就是1927年，“六一九”当是6月19日。西征是什么？党史办同志介绍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1927年5月17日，驻宜昌的夏斗寅叛变革命，率部进攻武汉，武汉共产党人配合第二十四师叶挺部队保卫武汉，击溃夏斗寅部，武汉转危为安。林可彝参加了这场被称为西征的战斗，凯旋回到武汉当日，在这张照片上题字，寄给了他远在福建的“吾爱”，即他的妻子郑翠瑛。
　　林可彝是罗源的第一个中共党员，他在留苏期间入党，其革命经历主要在北京、武昌，被称为是“在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转入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在《今日》《向导》等10多种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章，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无疑是其学者、教授的形象。有一位先生曾在其回忆录中描述：“暑假中，东大中国班新添了一个学生，是从中国来的，名林可彝，曾留学日本，后在北京朝阳等大学当教授，现在来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林可彝是大学教授，在国内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我们应该很好关心这位新来的同学。”我在林可彝故居里看到了他的一张旧照，该照片亦化成一座雕像，坐落于罗源烈士陵园一侧，照片与雕像中的林可彝英俊儒雅，戴着眼镜，果然颇具学者、教授气质。
　　但是他赠给“翠瑛吾爱”的照片却以另一种形象示人。这张戎装照片的背面题有一首诗：“翠瑛怎样忆征夫，马革裹尸未裹吾，乍看戎衣应苦笑，书生风度有耶无。”这首诗让我读来感触良多。林可彝用这张照片告诉妻子自己刚刚经历了西征，未曾“马革裹尸”。报平安之际还略带调侃，猜想妻子一看到他身着戎装会苦笑，问他的书生风度还有没有啊？林可彝将自己定位为“书生”，其实亦为戎衣与西征凯还自豪，否则无须将这张照片遥赠其爱。我发觉林可彝的心里早有对戎装的向往。据资料载，1924年8月，林可彝从苏联归来，回罗源探亲时，曾前往县女子小学参观，时正值学生上体操课，他当场口吟七绝一首：“堪羡群贤育女英，修文练武展新旌；书生投笔从戎日，不带男兵带女兵。”诗中的“书生”显然是自指，林可彝称自己一旦投笔从戎就要带女兵，意在表示赞赏、勉励女校师生，却也于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的一种倾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知道革命是什么，武装斗争有何意义。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心态，时候一到，教授学者亦穿上了征衣，其“苦笑”略带自嘲，实为义不容辞。
　　我感觉这位革命者内心世界之丰富，可从这张照片一窥。该照片赠给“翠瑛吾爱”，题照诗首句：“翠瑛怎样忆征夫”，深情流露笔端。我在林可彝故居向其后人打听家事，才知作为一位教授之妻，郑翠瑛原本竟不识字。林可彝于1909年与郑结婚，当时16岁。郑系罗源县护国横路村人，出身贫苦家庭。林可彝与郑翠瑛婚后聚少离多，特别是林可彝1916年东渡日本留学，至1928年牺牲，10余年间仅回过家乡两次，时间都不长。林可彝长期独自在外留学、任教，妻子在罗源家中，远隔千万里，彼此感情却很深。他们的独子林时中后来著文回忆，称其母目不识丁，却贤慧善良，深明大义，“父亲对她亦极尊重，并没有因文化程度悬殊而轻视她，相反，而是十分体贴她，照顾她，千方百计提高她的文化水平”。林时中讲到一个故事：其父考虑汉字结构复杂，成年人学习有困难，特意为妻子找一位助产士来帮助其母学习罗马拼音，郑翠瑛经过一年多努力，基本能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几次用它与丈夫通信。
　　1927年冬，驻守武汉的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据当时亲历者回忆，12月16日凌晨，武昌中山大学被军警包围。林可彝临危不惧，照样入校上课。反动军警阻止其入校，被他严词驳斥。此时旁边闪出一个特务说：“你就是林可彝吗？你来得正好，正要找你。”林可彝就此被捕，半个多月后被杀害，罪名是所谓“确系共产党重要分子，在校宣传共产，蛊惑青年，确凿无疑。”此时离林可彝为其妻题诗“马革裹尸未裹吾”刚刚过了半年时间。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依然牵挂自己的教责，决不退缩，林可彝确是一位书生，如他自己所认知。这一位书生无疑极具风度，信仰坚定不移，献身无所畏惧，在他牺牲将近90年后的今天，依然显得那般鲜活与动人。
　　林可彝家乡罗源县的革命烈士陵园里，有一座林可彝烈士雕像，与林可彝烈士纪念亭一起成为人们的缅怀之所。陵园里有一面石壁，镶嵌着一块石碑，上边刻着那首题照诗。在那里读到“书生风度有耶无”，不禁感慨万千。在感佩这位早期共产党人的学识与革命事迹之际，似乎也在触摸他热爱生活、热爱亲人的真挚情感与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