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作家们不断尝试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不断尝试为了新的理想而对这些来自过去的思想资源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赋予中国科幻文学以丰富而迷人的“中国特色”。

　　2015年8月，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英文版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世界级科幻奖项，也是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2016年9月，《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英文版在美国上市，并迅速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2017年1月，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谈到他对《三体》的喜爱，并表示，与《三体》中关于宇宙和人类命运的宏大想象相比，自己平日的工作都是在处理一些琐碎小事。
　　同样在2017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专题文章，详细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讲话。文章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是对当前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所提供的中国方案。
　　两组看似并无直接关联的事件，为我们理解中国科幻文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历史坐标：一方面，中国当代科幻作家凭借对现实的敏锐感受和超前的想象力，将中国人在全球巨变中的复杂体验与艰难思考反映在其作品中，从而无形之中对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了内涵丰富的回应，并取得了广泛共鸣。另一方面，则是在面对当前人类共同的困境与危机时，中国必须在深刻理解自身现实处境与历史挑战的基础上，向世界提供富有创见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必须有能力去想象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未来，以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仅植根于20世纪中国革命及现代化历程之中，更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相连。早在20世纪初，已有一批青年文人积极将西方科幻小说译介到中国，其中就包括我们熟悉的鲁迅与梁启超。在这些人看来，科幻小说中关于未来的丰富想象，能够督促“东方睡狮”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旧梦中醒来，转而梦想一个民主、独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鲁迅在《〈月界旅行〉辩言》中写道，阅读科幻小说可以令国民“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文末一句话写道：“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1902年，梁启超开始在《新小说》上连载章回体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小说第一回开篇第一句写道：“话说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以孔子诞生为开端的“孔子纪年”，自然是在效仿以耶稣诞生为开端的西历，而后者所包含的线性时间观念，则对循环往复的传统旧历形成了一种挑战和颠覆。正是这种崭新的时间意识，令这部作品不同于过往的任何一部“旧小说”。继而，作者用“未来完成式”的倒叙手法，以1962年作为叙事起点，通过“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觉民老先生”在“上海大博览会”上的一番演讲，勾画出1902—1962年间的“中国六十年近代史”。在这六十年间，通过一系列政治与经济变革，中国由古老帝国蜕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然而，走上富强之路的中国并没有称王称霸，而是主导各国召开“万国太平会议”，签署“太平条约”、商谈“万国协盟”。这样的图景，正与梁启超老师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不谋而合。
　　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未来记》只连载到第五回便戛然而止，但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却让我们看到，自晚清以来，中国人对于未来“新中国”的想象，总是一方面以某种关于“世界/西方/现代文明”的认识为范本，另一方面又试图对这一范本有所超越。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各种关于未来的想象不仅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呈现，更深深内在于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之中。无论是对现状的认知、对历史的反思，还是变革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无不与一种建设民族国家的迫切需要，或者说一种想象未来中国的方式互为参照。与此同时，为了令这些未来想象有别于“今日西方”，科幻作家们亦不断尝试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不断尝试为了新的理想而对这些来自过去的思想资源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赋予中国科幻文学以丰富而迷人的“中国特色”。
　　当代中国科幻作家是一个充满内部差异性的共同体，这些差异包括年龄、地域、专业背景、社会阶层、文化归属、创作理念等各个方面。对于传统的理解、对于未来的态度，在各位作家那里也各不相同。然而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作品首先是写给中国读者看的，因此作家们所关注和思考的，永远是与他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的人们所共同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则又以更加错综复杂的方式，与全人类的集体命运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紧密纠葛。如果说中国读者从西方的科幻小说中，读到了身处现代西方文明世界的人们对于自己亲手开创的自身命运的恐惧与希望，那么西方世界的读者，则可以将阅读中国的科幻小说，当做体验中国另类现代性经验的一种方式，并从中获得新的思想与文化资源。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科幻小说反映的是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对人类情感、价值、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的冲击，而中国科幻文学的“中国特色”，正是中国在这一进程中与其他外来文化对话、互动以及自我重建的产物。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科幻作家如何积极寻求与世界对话，如何处理宏大叙事与“民族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理解和探索自身与西方科幻作家之间的“和而不同”，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地带出一系列与中国主体位置相关的文化政治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国人在“世界历史”之中扮演着，并且将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与“中国”在当代科幻文学中的呈现方式，二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理解这种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所身处的时代，并更好地去想象一种不一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