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智女士前些天走了，知道这个人的朋友们用不同的方式告别这位可敬的人。如今的人们常常有不同的“圈子”，而她所属于的那个圈子，是哈尔滨和北京的文化遗产的热爱者和保卫者。在刚刚度过六十春秋的年华里就告别了自己一直孜孜奋斗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她心里该有多么不舍，这是可以想象的。她并非仅仅为自己的生活而活着，而是把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到了分文不挣、甚至要自己搭钱的事情中，而那些事情，通常人们并不视为“公益事业”，无人领导，无人分配任务，当然也无人发薪水奖金，然而那却是最高端的公益事业，是为一个民族的后代子孙更多地留住文化遗产。
　　在民间，投身文化遗产保护这一事业的人也不仅仅是曾一智一个人，但她是一个标杆。在她病逝之后，人们悼念她，同时也联想到遍布各个城市中的历史建筑。往往越是古老的城市越是存在让人挂念的历史建筑，它们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家底，是不可复制的时光印记，是难能可贵的审美资源。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已失去很多，我们不能继续失去，曾一智等人士的孜孜以求，大抵就在于此。
　　就以曾一智生前奔波的北京而言，近些年丢失的优秀传统建筑太多了，首屈一指的当属崇文门外蒜市口的“十七间半”。提起“十七间半”这个称呼，只有红学界和文史界一些人知晓，因为那里与为中国文学赢得世界性荣耀的曹雪芹息息相关。那里原来是蒜市口16号，后来是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在北京多个有可能是曹雪芹活动之地的遗迹中最具权威意义。那里是唯一的清代皇家档案中有明确记载的曹家住宅。清《行部移会》载明，当年雍正帝下令抄没了曹家后，“恩准”将赏给隋赫德的“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区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予曹寅之妻孀妇度命”。所以，红学家们一致认为，这是目前有关曹氏在北京居住唯一有史料依据的地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曾几次随崇文区政协文史委员会踏勘这所院子，多次研讨之后，文史委员会欲倾力保住并用好这个院落。1999年的时候，由崇文区政协、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和中国红楼梦学会共同组织了在京红学家和文史工作者召开专题研讨会，我参与了那次研讨会，亲耳聆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大家知道，红学家内部毋庸讳言地是有不同观点争议的，几十年来都如此，甚至针锋相对，然而，面对“十七间半”，各路学术人士却保持了少有的一致，共同认可这一曹家遗迹。冯其庸先生到会发言，周汝昌先生会后著文，两大当代红学带头人都充分肯定了这一院落的红学意义和曹学意义。研讨会之后，我在自己所供职的报纸发表了会议报道，稍后，影响更大的《作家文摘》全文转载了那篇文章，向全社会呼吁重视这一红学和曹学胜地。
　　然而，可怕的“然而”来了。“两广大街”调直拓宽之际，“十七间半”被铲除，有关方面应允在磁器口东北角距离原址较近的路边重建。如果实现的话，那么曹宅“十七间半”将处于十字路口非常明显的地方，也还聊以欣慰。后来，又以距离地铁换气口过近之由，向东迁移再建。然而，至今尚未建起，“十七间半”几乎逐渐被人淡忘。
　　与此相应的，是通州张家湾曹宅的命运。张家湾作为运河漕运的北端码头，在历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敕建古碑、老桥仍在。就红学而言，曹雪芹家在张家湾有房宅、当铺，村里还有一条叫做“花枝巷”的胡同。前几年出土的曹家墓碑是真是假还热闹了一阵，但此地与曹雪芹的关联是足以让红迷牵挂的。我非红迷，但文史迷踪吸引着我前去踏勘。未料兜头就是一瓢冷水，整个村庄拆光了，曹宅仅存的水井，成为地上物，烟筒一般矗立于地面上。问之当地人，得知挖地三尺，都卖给附近高速公路垫地基了，而那座“花枝巷”路碑，则斜倚道边。
　　让文史爱好者从“揪心”到“痛心”的，更有宣武门外那一片自明代初年延续到今的上百座会馆和著名历史遗迹。达智桥、上斜街、下斜街、椿树胡同和骡马市、菜市口以南那一大片地区的会馆，不但与600多年科举制度息息相关，而且是戊戌变法的策源地，是孙中山、鲁迅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先驱者在北京活动的主要地区，有的胡同，整条街都是会馆。同时，那一带也是我国近代戏曲尤其是京剧的发源地，几乎所有梨园弟子都曾在那里居住、演戏和学戏。那一地区还有著名的儒福里过街楼，北京唯一的过街楼；江南城隍庙，是康有为戊戌变法时作宣传鼓动、孙中山到北京作过讲演的地方，都在拆迁中湮没、消失。
　　如此损失，另如王府井以东地区梅兰芳故居、那家花园、沈从文故居等等，几乎不胜枚举，更不必说普通百姓世代居住的成片老街老巷。其结果，是新式楼宇与传统胡同相互错杂，始终成为无法协调的矛盾，以至于成为困惑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的一道难题。
　　这也正是曾一智们最近十几年来奔走呼吁的原因。仅仅靠着给文物建筑“挂牌”的办法拯救不了一座城市的文化遗存，而只能保住“盆景”式的标志。这需要从政府到民众的民族文化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