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集文化、艺术、物质和精神文明于一体，保持着极其丰富的历史记忆以及文化遗存，是地域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浙江省的古村落资源非常丰富，众多的古村落分布在浙江省内各地，这些古村落集文化、艺术、物质和精神文明于一体，保持着极其丰富的历史记忆以及文化遗存，是地域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浙江古村落民居有着强调“天人合一”理念、突出血缘宗族观念、注重人伦和礼制等诸多文化蕴含。
　　“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思想之一，这一理念首先由庄子提出，《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后来经过汉代儒学思想家董仲舒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体系。浙江古村落民居受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村落位置的选择非常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天人合一”，还表现在民居建筑的整体布局和形态非常强调“天人合一”。从“天人合一”理念对村落位置选择的影响来看，古人们认为，如果民居建筑的布局和形态背离了“天人合一”，那么村落的兴旺和繁荣势必会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古人们对于“天人合一”理念有着非常强的敬畏之心。
　　传统古村落“聚族而居”就是一个典型的血缘宗族相聚而居的聚合体。浙江的古村落往往有着浓厚的“聚族而居”特征，因此，血缘宗族对古村落民居的规划和建筑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祠堂对民居布局的影响就能很好地反映出来。从完整的体系来说，祠堂可以分为“宗祠”“支祠”与“家祠”三种类型。“宗祠”是同一宗族的祭祖、议事场所，也是整个村落的中心；“支祠”是同一支脉繁衍的后代祭祀祖先和婚丧嫁娶的公共场所；“家祠”是同一家族祭祀祖先的场所，是一个家族的中心所在。从“宗祠”到“支祠”再到“家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严密的血缘宗族关系体系，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布局体系。古村落的建筑布局并不是散乱无序的，而是按照宗族中不同的房派，以宗祠为中心聚落而成的。
　　浙江古村落民居突出血缘宗族观念的特性不仅可以通过以宗祠为中心的布局特征反映出来，有的还能够通过建筑之间的有形联系反映出来。例如，绍兴崇仁古镇以玉山公祠为中心，周边分布着一座又一座的老台门，台门之间用跨街楼勾连，这使得这些老台门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又有家族的聚合性。五联台门是崇仁现存最具特色的台门建筑群，五联台门是明代晚期开始建造，至清代中期最后形成的建筑群，由大夫第台门、樵溪台门、老屋台门、静轩台门、云和台门、翰平台门等组成。各台门既保持独立的布局，但底层有边门，楼上有过街楼与旁边的台门相连通。五联台门非常好地反映出了古人“分户合族、聚只一家”的深刻文化意蕴。
　　中国传统社会是非常注重人伦和礼制的，这在浙江古村落民居中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反映。在中国传统的人伦礼制中，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内容的“三纲”是最根本的道德规范。“三纲”在古村落民居中有着非常好的反映。在民居的室内布局上，厅堂位于民居的中心位置，厅堂两侧则为厢房，是主人和家庭中心居住生活之场所。以宁波的民居为例，宁波民居呈现出H型布局格局，位于民居中心的是祭祀祖先的堂前，堂前采用格扇门，规格较高，方便拆卸，在祭祀时可变成半开放的空间。卧室等其他房间必须以堂前作为中心进行布局，这种民居的布局格局充分反映出了祖先至上的等级和秩序观念。
　　此外，古代统治阶级对建筑的等级都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唐六典》卷二十三记有“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等差”。建筑等级制发展到后来，更是形成了法律，用法律手段强制实施。例如，《唐律》规定，对建舍违令之人，杖一百，并强行拆改之。因此，古代建筑的规格是要根据主人的身份而定的。以金华兰溪诸葛村的丞相祠堂为例，因为诸葛亮曾经是蜀国的丞相，因此其建筑的规格是很高的。丞相祠堂由门屋、两侧廊庭和后面供奉诸葛亮和“功宗德祖”神主的享堂三部分，共同组成一个“口”字形平面，在“口”字中间又建起一座高大华丽的方形“中庭”。丞相祠堂的门屋及“享堂”均为五开间，甚至还造了钟楼和鼓楼。由此可见，古代建筑的规格是与主人的社会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建筑规格同样是传统礼制的重要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