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中的“青春气象”，是指审美情境中，书法作品散发或让观赏者感受到丰富而热忱的向往，即使颓唐忧郁也仍然闪烁自由和欢乐的憧憬，含有不拘俗态、没有约束、鬼斧天成的美妙奇异，含有浪漫、飘逸、开朗、率真的心路风景，含有对生活自信、高放、傲视和倜傥的蓬勃和专注。总之，就如同一个妙龄的少男少女，有着极端新鲜和旺盛的生命力。“天然”“俊逸”“兴会”和“简约”成为其最重要的建构元素。
　　“天然”，是“青春气象”最明显的特征，它本与滞碍、雕饰相对，无滞碍则可直书胸臆，无雕饰则可从心所欲。六朝时期特别重视艺术的天然自成，此时的钟嵘《诗品》、谢赫《古画品录》、庾肩吾《书品》、姚最《续画品》等文艺批评专著，都强调要秉持这种审美方式。而所谓“天然”，意即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和宋严羽《景德传灯录》所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指作品中匪夷所思的，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某种情思内涵，没有形式方面刻意加上去的成分，但达到自然而成的艺术效果。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写道：“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平直，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昔宋翼常作此书，翼是种繇第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见繇，即潜心改迹。”就是提醒人们要去掉人为制作的用意。明董其昌《论用笔》所说“古人神气淋漓翰墨间，妙处在随意所如，自成体势，故为作者。字如算子，便不是书，谓说定法也”。也是来说明，艺术要通过“天然”的形式来表现无限的精神内涵。正是这一点，提供了书法艺术“青春”气象形成的基础和必备条件。
　　“俊逸”，此词最早出自《后汉书·袁绍传》中《讨曹操檄》：“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知名。”意思指才智高超出群。“俊”，本是指人丰姿俊秀、容貌秀美的意思。“逸”，本指“逸民”，三国何晏《集解》注曰：“逸民者，节行超逸也。”有超群之意。钟嵘《诗品》称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又称其“贵尚巧似”，因为他善“形状”，善“写物”，所以也就能得物之精彩，整个诗作也就显得非常美。在美学范畴上，“俊逸”与审美特殊形式“优美”相通相近，有伶俐、雅洁、漂亮之意。“俊逸”同样有形式和内质之分，王羲之《用笔赋》认为字体须“藏骨抱筋，含文包质”，王僧虔《笔意赞》要使字“骨丰肉润，入妙通灵；努如植槊，勒若横钉”。这里的“文”和“润”是指形式。王僧虔《论书》在论述张芝、索靖、韦诞、二卫等书家后，提出“并得名前代”的原因时指出：“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惟见笔力惊绝耳。”“笔力惊绝”就是指“俊逸”的内质。清成亲王的书法，形式上，横画纤细，竖画较粗，有流便妍艳之形，而内质上，遒劲婉丽，有潇洒隽越之韵，“青春”的风姿都跃然纸上。
　　“兴会”是一个艺术中的抽象概念。明周公瑾在《印说》中说明，“兴之为物也无形，其勃发也莫御，兴不高则百务俱不能快意”，兴趣高时，“时或宾朋浓话，倏而成章，半夜梦回，跃起落笔，忽然偶然而不知其然”。但求兴致，“即规矩未遑，譬如渔歌樵唱，虽罕节奏，而神情畅满，不失为上乘之物”。即时“兴会”的创作体会，对绝大多数的书者来说都曾有过。唐孙过庭在书法理论上提出的“偶然欲书”，以及清张问陶《船山诗草》时所指的创作冲动“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云散如烟”一脉相承，即是此意。但“兴会”并不是涂鸦随试，而要在掌控高超的技艺基础之上，一如张南本画火，瞑目七日夜，又如蔡邕学书，入嵩山得素书读诵三年才落笔。我们不可随意说唐张旭大醉后兴会下笔挥洒，他的所兴所会缘于他的深厚学识，正如他自己在《颠书帖》指出：“颠书之趣，所贵者日复当，异与足下颠草，必有奇势。所将委曲及船取米，必定知减于石雄逸。”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他：“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建立在艺术的高度自觉与领悟之上的“兴会”，才类似于青春的冲动，创造出浪漫挥洒、热情奔放、狂逸宏博的艺术之美。
　　“简约”，与孔子《论语》中的“微言大义”同义。刘勰《文心雕龙》里说：“虽精义曲微，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书家们早就意识到“简约”的审美力量，传说的伏羲画八卦以最简捷的线条概括出宇宙的万有。儒家经典之作《易传》中就包含着丰富的简约思想，其中的“刚健、笃实、辉光”就反映出简约之美。汉刘向在《说苑》中记载孔子话：“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表明艺术必须追求简朴素雅的风格。唐怀素是追求简约之风的典范，他的草书线条，根根圆劲有力，使转如环，一气呵成，同时结字也十分简练。当然这也与他禅修苦寒的简约生活有很大关系。清刘熙载《艺概》“欲极其详，详有极乎？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殚及无余，始显以明指要乎？”极好地阐述了以简约的线条，来创造出丰富的书法艺术形象，并进而创造出“气韵生动”“境界为上”的高级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