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雨果当年被流放根西岛期间，曾与一群下层贫民为邻。他非常关心住在附近的孩子，每周都要宴请他们，为他们举办聚会。一次，趁这些孩子们的家长都在场之际，他给他们做了一个演讲，在演讲中他这样说道：“孩子是我们必须要关心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知道他真实的名字吗？他的名字就叫‘未来’……无论我们为孩子做些什么，未来都将成百倍地回报给我们。这年轻的精灵，孩子，就是未来丰收的田野。他的生命里蕴含着社会的未来。让我们在这年轻精灵的身上播撒下正义的种子、快乐的种子吧。养育着这孩子，我们就是在养育着未来。”
　　因为心中有孩子，所以雨果的诸多作品即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也是献给未来最好的精神食粮。其实，雨果的演讲道出的也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基本标准，即当一位作家在为孩子进行创作的时候，他或她的心里首先要有一个名叫未来的孩子。
　　但是观察一下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可以发现，我们许多作家的心里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孩子。尽管他们的作品中到处都是孩子，但这些孩子只不过就是作家本人的影子，是他们滞留于过去的回忆。我们看不到作家对于儿童心理的特别关注。什么是可以给孩子看的，什么是不可以给孩子看的，作家们似乎并无明晰的认识界限。
　　孩子的成长尤其需要父母的关注，而父母的关注当然不能仅限于提供物质上的满足，他们还需要精神上的给予，这是对于父母提出的更高要求。他们必须设法动用智慧和时间通过与孩子之间的充分交流，给孩子如饥似渴的心灵以滋养。可是，在这些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笔下，父母往往是缺席的。我们压根看不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孩子只是一个个“疯丫头”“野小子”，他们同父母没有任何的交流，我们无法想象他们的精神世界会有怎样的家庭传承。父亲在外忙碌工作，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此种家庭人际模式使得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伙伴永远没有父亲和母亲。相反，我在瑞典作家林格伦所塑造的一个名叫马迪根的疯丫头形象身上，却看到了其父母丰满的存在，看到了父母之于马迪根的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就是责任。
　　责任是爱，既然我们的作家不能自觉肩负起对于孩子的责任，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期待他们的作品成为孩子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呢？
　　虽然我们有些作家已经开始重视孩子的存在，但他们并不是从未来的开放视角去打量孩子的。他们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很精确地瞄准了孩子的心理，然而这种瞄准更多的却是迎合，只是一味想抓住孩子们的阅读兴趣。由于未来眼光的匮乏，这些问题几乎从不涉及孩子们的心灵和人格，作家显然是不知道该如何引导孩子的。对于一个孩子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品质，他如何才能担当起我们所希望的未来，我们的作家极少给予关心和思考。他们宣扬团结合作，结果忘却了自我独立；他们崇尚纪律，但又疏忽了自由；他们全力为孩子们构建一个纯粹、唯美、温暖的世界，可是一旦这些孩子遭遇那个污浊、丑陋、冷酷的世界又该怎么办呢？我们的作家所告诉孩子们的永远只是局限于眼前的半个世界，结果一旦另外半个世界出现，他们的故事就沦为了谎言。
　　未来向度的缺失致使我们的作家只能一再低估和压抑孩子的能力，对于他们必将面临的死亡、犯罪和邪恶等一系列问题都讳莫如深。正因受制于这没有未来深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们的作家在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得到承认的同时，却对承认本身的权力毫无反思。比如，一个学习好又是班干部的学生被他们理所当然地看成品学兼优的学生，不过这种品学兼优却一定是用听话换来的：在家听父母的话，在校听老师的话。那么，这种听话就是一个孩子最重要的优秀品质吗？不可否认，这种品质可以最大限度保证一个孩子想在未来获得的生活，但它能保证一个社会所渴望的公平和正义吗？这种品质是讨人喜欢的，不过它真正鼓励的仅仅是一个孩子的占有欲望，而不是丰富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和给予。
　　我们的作家只是凭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在给孩子们写作，他们的思考有限，基于此，他们自然不会明白让孩子首先学会独立思考才是最重要的。就此而言，他们又怎么能担当起孩子未来领航者的角色？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必须拥有激发孩子思考的能力，通过和他们一起思考一起感受来奠定孩子追随真理的根基。我想起自己曾经翻译的奥地利儿童文学作家奥里夫的小说《鸟儿街上的岛屿》，其中作者时不时地会借助成人之间以及成人同孩子间的对话或争辩，来传达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启发孩子对此进行思考，哪怕他可能暂时还无法完全思考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