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了许石林先生的历史随笔《桃花扇底看前朝》（后文简称许书）。该书益人神智、发人聪明、广人之识、动人鉴戒，值得一读。

“动人鉴戒”
　　“古代王朝的能量”讲了关于明代朱元璋、宋代赵匡胤以及明代洪熙、宣德帝的几个故事，让读者从人性的侧面看到封建王朝开国皇帝和中兴帝王所以能创造盛世的正能量因素。
　　“宋仁宗的饮食”讲了宋仁宗的几个小故事，一次是宋仁宗晚上饿了，特别想吃烧羊肉，但没有召唤侍臣，原因是宫内有任何要求都会被当成永例、制度供应不断。特别想吃而忍着不吃就是怕吃这一回，就让今后每晚杀羊成为制度。（“诚恐自此逐夜宰杀，则害物多矣。”）还有一次，宋仁宗游园口渴，看到随行人员没有带烧水镣子，忍渴而归。嫔妃问起，回答说恐一说出就会有人受处罚，就没出声。许书总结，宋仁宗以自己的行止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尊贵，尊贵就是自律，是比他律甚至刑律更高的要求，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行己有耻”“有耻且格”。近几年落马的“大老虎”们，如果但凡有些许“自律”精神，能够“行己有耻”“有耻且格”，也不会于囹圄之中落下悔恨的泪水，成为举国观思的反面教材。
　　同样说饮食，“美食背后”讲到雍正皇帝一则小事。史评雍正为人峻刻，也并非全是贬损。峻刻是清廉、无欲的另一面。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很不喜欢浪费，他曾给内务府下诏，专门说后宫吃剩下的饭菜的处理问题。除了陈述反对浪费的道理，还有具体指示：后宫吃剩的饭菜，不能浪费，打包给后宫保安、保洁等人员；他们吃不了的，可以给后宫豢养的宠物，宠物吃不了的，可以晒干保存，给园子里的小鸟去吃。食尽其用。时下，世界上饱受战祸之害的地区、欠发达的地区，仍有许多人包括婴儿因为食物短缺而死，而同时在其他物资充裕地区却仍然存在大量食物浪费现象，这个故事的教益并不过时，它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雍正这个“峻刻”皇帝的悭吝，反而是其深悉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半丝半缕物力维艰的悲悯之情。

“发人聪明”
　　“声色势利怒爱昏其智矣”中讲，曾国藩在教导李鸿章办洋务外交时，针对李的“痞子腔”说了一番道理：“圣人言忠信可施与蛮貘”，洋人亦通“诚”之人情。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虚强造作”，对方都会识破。不如推诚相见，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于太过吃亏。脚踏实地，最终站得住的是自身的信用身份，此理古今相同。首先，体现在大的国家政策方面。2013年10月，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上，习近平以“亲、诚、惠、容”对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理念进行定调，做出了“中国周边外交顶层设计”。其中之“诚”与前人所说的均是以诚相待之“诚”。虽然中国今日之实力与过去不可同日，但“诚能动物”的道理依然。诚信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必备要素，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可与之交”的身份名牌。无论内政外交，诚信无小事，其所涉及国民风气，经济活动、政府信誉、国家形象等，说是立国根本精神之一并不过分。其次，体现在做人行事方面。许书中总结，“虚强造作”就是心怀妄图，而“名于成败者，要在去妄。妄心干扰公心，公心未明，虽人君圣贤亦不免自我蒙蔽”。一旦存了妄心和私心，受声、色、势、利等外物，怒、爱等情感所扰，一定会蒙蔽心智，圣人也不能得免。因此去利、去私，存公心，是不让“声色势利怒爱昏其智”的最好办法。
　　“谨慎应酬无懊恼，耐烦做事好商量”这一小节中讲述了明朝兵部尚书刘大夏、绍兴乡绅胡囧卿、硕儒陈白沙面对突发的羞辱事件，以自身的远见、宽厚的性情和如山的定力或远避灾祸，或免于折辱的故事。借此提出，“大凡经济俗务，非有耐烦忍辱的脾性不可，而读书人多止于洁身自好以为高尚，故遇事颇不耐烦，更不能丝毫忍辱”。准确地描述了许多读书人中存在的通病。这份忍耐功夫修养的缺失或曰不足，使读书人未能将自己的满腹经纶与政务系统充分衔接，最大地实现自己的学术价值。

“坚人志节”
　　“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中转引了诗人、学者刘斯翰先生在一次讲座中讲到宋代苏轼和王旦的君子之风。苏轼最初反对王安石变法，得罪改革派，被贬黜边远；后蒙召赐还，适逢变法失败，苏轼又在众谤声里为王安石和新法辩护，认为不应全盘推翻，又遭保守派排斥打击，再贬黜边远。与北宋名臣寇准同朝的宰相王旦珍惜寇准才情，对他屡次在皇帝面前告状为难自己毫不记仇，遇事说事，公允正直。苏、王二人行为正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这里的中庸之道并非骑墙，而是在胸襟宽广、气量宏大前提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仁者之道。唯如此，才能在汹涌的群体情绪中，从容地做到不偏不倚，而不是走极端、随大流。
　　其他如“黄道周：忠心佞口一孤臣”，“一辈子就为了的一个好死”，“所谓琴心——减少苟活的理由”，“守礼者无敌”等许多为“气节”和“正心”而罔顾个人利害的故事。这些掌故展现了众多尚义的古人，或可给尚利的今人多些触动与思索。

深情与信仰
　　文明的火种是人。先儒论人，以美德与学问为高，目的是培育士君子，而士君子是“良政美俗”的基石。人是制度的指向亦是制度的源头。这源头里的人是传续中华文明馨香并为中华民族光明未来不断添增火种的士君子。他们性情禀赋不同，但心志坚定，情怀相同，都怀揣一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赤子之心。许先生其文其人有士君子之风。
　　邹金灿先生在代序中说“一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亲近与否，取决于其性情，有深情者自能近之，无深情者即使雅好传统文化，亦难体察个中幽微之处”。许石林先生坚信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文明的复兴之道，需要人带着真情去寻找去传播去实践。越读到后来，越感到这种深情近乎信仰，在兴趣、热情和持久的投入中默默酝酿，醇厚炽热。在深情与信仰中，许先生为“玉成和勉励今日的士君子”要告诉大家的是“不管权势如何显赫，不管金钱如何堆积如山，不管学问如何渊深，终究只有美德才能让人尊敬，只有人伦大防才能阻止社会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