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语言的变化来分析社会转型、社会心态、社会文化，是一件庞杂艰巨的工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历史档案价值和社会实践价值。

　　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语言既是社会的积淀，又是社会变迁的反映。孙剑艺等撰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称谓分期研究——社会语言学新探》（以下称《新探》）是一部语言史，也是一部社会史、一部精神史。
　　语言的变迁折射着社会的变迁，语言的解构反映着社会的解体。语言现场已难以还原，只能从广博繁杂的语料中发现历史。《新探》一书提供了观照20世纪社会史的全新角度。20世纪的中国，动荡、革命和社会变革交织，伴随着语言的焦虑和浮躁。葛剑雄说：“语言（包括方言）的选择和流行绝不取决于语言本身，更不是人们对语言或方言进行比较研究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说到底，语言问题不是语言学问题。”语言变革是社会变革、思想变革的一种表征。语言形态、语言环境、语言资源的变化在社会压力下造成的。透过语言状况来考察当时的社会状况是一件富有难度和深度的工作。时代是一个大的语境。每一代人都脱离不了他们那个时代，自然也无法脱离那个时代的语境。一个时代的言说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形态。该书绪论指出：“整个20世纪是一个社会动荡、社会变革最为频繁的百年。无论是一场接一场的战争，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或者由政治向经济的跨越等，都必然引起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诸方面的种种变化，引起社会的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的重组，引起人们政治经济地位与社会角色的改变，引起人们观念认识上的变化。由于词汇的社会敏感性，这种种一切，必然会在社会称谓词语上面体现出来。20世纪社会变迁的这种特殊性，也就使得百年间社会称谓词语发展变化研究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
　　《新探》一书通过梳理“洋人”“外国人”“教民”等称谓，发现清末官场弥漫“官场恐洋综合征”，与老百姓对洋人的仇恨形成语言上的对立。不同的称谓显示出不同的阶级立场，语言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一个病入膏肓的时代，注定无法保持语言的纯净。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官场的堕落先从语言的堕落开始，“两个时代的行政语言，并没有彼此迥异之处。它们的风格同样没有文采，就像流水账，含糊而软弱；撰写人的独特面貌被堙没在普遍的平庸之中。省长的文字和总督的文字一模一样。”晚清官场的语言腐败、语言堕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语言的虚伪性被发挥了极致。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终结了王朝循环，也改变了政治语境和话语方式，“大总统”“内阁总理”“国务员”“议员”等称谓成为当时语言的核心词汇。虽然语言上的变化与思想的觉悟相去甚远，但是，语言变革必然带来思想和心态的变化。话语也是一种政治参与方式。孙中山说：“民国总统，职曰公仆，一切僭制妄作，宜即废除，庶几气象一变。”辛亥革命粉碎了臣民话语的政治基础。称谓的变化成为革命的表征。政体革命带来了语言的革命，而语言革命则成为开民智的先声。章士钊说：“孙逸仙者，非一氏之新私号，乃新中国新发露之名词也。”语言启蒙看似表面实则发挥了不可忽略的破局作用。新词的运用迅速转变了社会风气，民主共和迅速成为强势话语，这对于瓦解封建专制话语、增强对民主宪政的认同做出了特殊贡献。尽管其中不乏浑水摸鱼、趋炎附势者口是心非、滥用语词，但是，语言逻辑对于思想逻辑的影响还是不可小觑的。“阁员”“议员”等角色在民国政治中多是摆设或军阀争权夺利工具，但是，名号所代表的政治文明和共和精神却成为民国政治生活的发酵剂。
　　社会称谓凝结反映着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和阶层冲突。近代中国，“新”与“旧”的观念和势力对立交织，社会分层十分复杂，社会称谓也频繁变化。称谓的变化是口头上的，心灵的嬗变却需要启蒙来完成。孙中山痛感“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名不副实的民国有太多名不副实的称谓，甚至连“革命党”的称谓都有人质疑。章士钊就认为，“革命党者，非政党也”，他的理由是，“凡政党者，皆求于现行国家组织之下，相迭代用，以施行其政策也。故凡政党，不得含有革命性质”。对民国时期的社会称谓进行词义考察，就会发现称谓后面的政治立场、文化态度颇耐人寻味。王人博先生就发现，孙中山在使用“人民”这个词时，总是抱着尊敬的态度，而一旦改换成“民众”，其态度则是蔑视的。
　　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并不分明，其中不乏“假借立宪之名，行抵革命之实”的两面三刀，但是，对于语言的浸染作用，也不应讳言。语言影响了人们的表达方式、思考方式和交往方式。金观涛、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书中运用数据库方法，对《新青年》等杂志的关键词如“国民”“个人”“群”“社会”“国家”等进行了统计分析。金观涛、刘青峰认为，这些词汇对于中国现代常识理性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常识是逻辑、修辞和语境的结合。将新观念转化为常识，需要一段艰苦的语言历程。只有将语言与生活紧密连在一起，常识才富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