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北京西郊畅春园。
　　老皇帝康熙撒手人寰，四阿哥胤禛在“九门紧闭”的肃杀氛围中夺得皇位，这就是雍正皇帝。父皇留下的烂摊子需要整饬，庙堂坊间的猜测需要澄清，而这一切，既离不开他的战略决策，更离不开官员们的具体落实。因此，管好官员成了雍正初政的关键步骤。

重用“才具之员”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言事，其中提到他的用人原则是“因事择人”，而非因人派事。这一主张得到雍正的肯定，还获得这样一句朱批：
　　“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
　　在他看来，“可信任”是在“德”的方面对皇帝绝对忠诚。然而，只有忠诚却无法胜任官职，以及连忠诚和胜任都做不到的人，就不必抱期待了。比起“可信任”，雍正也看重“办事能力”：“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惟恐误事”。安分守己固然是皇帝对大臣做人底线的基本要求，但如果安分到庸碌的地步，凡事唯皇帝马首是瞻，提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与养闲人何异？
　　雍正极为看重办事实力，其来有自。夺位之说自其继位伊始便在坊间流传，时时威胁着他的正统地位。雍正清理政敌、扫除异己，都与这件事的纠结有关。财政亏空、陋规泛滥、吏治腐败、战事不利，雍正接管的是一个糟糕局面，哪像个盛世的样子？
　　正因如此，他必须如履薄冰地面对每一天，用勤奋来扭转乾坤。看奏折是他一天的主要工作，一天批五六十份，每份都要批上几十字、几百字。一天的书写量不下万字。工作到后半夜也乐此不疲。雍正用自己的勤政，给官员们树立了严于律己的榜样。
　　皇帝爱批奏折，官员们落实朱批精神的工作量就异常庞大，对办事效率的要求也在提高。
　　汉族大臣张廷玉便是雍正欣赏的“才具之员”。雍正传达口谕时，只有张廷玉记得最准，且在短时间内形成文字。军情紧急之时，雍正口传圣旨，张廷玉随即写成文字，经雍正稍加修改，便发往前线。

正风肃纪刚猛务实
　　“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
　　对于康熙后期官场的种种丑恶现象，雍正有着切身感受。这使他在继位后对官员作风的整饬，一刻也没有停歇过。
　　雍正不断地宣传自己治理官场作风的三大理念：反对朋党政治、反对沽名钓誉、主张刚猛务实。他认为，树朋党是“各徇其好恶以为是非”，扰乱朝廷视听，破坏君主集权，是“罔上行私”的表现，是不忠于君主的大罪。年羹尧、隆科多虽是雍正继位的大功臣，但他们迅速滑落，乃至身败名裂，就是犯了结党营私的官场大忌。
　　士大夫常讲的“名实兼收”，在雍正看来，“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官帽子和钱串子，一个都不放过。山西巡抚诺敏，既不贪财，也不谋私，“两年贡银，一年完成”，成为雍正树立的清理财政亏空的模范。然而，这些政绩是建立在横征暴敛和克扣商家基础上的。真相大白后，雍正不顾各方求情，毅然将他处决。雍正认为，为了沽名钓誉而谎报政绩，是以葬送朝廷前程和民意支持为代价的，危害比贪银更甚。他要求大臣们“筹国是，济苍生”，要求学校要“实行”“文风”并重。
　　康熙后期宽仁的为政风格要不要继承？雍正给出的答案是：“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不拘泥于祖宗家法，要视实际情况定。雍正强调，继位之初“人心玩偈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所以，雍正朝必须为政刚猛。
　　只靠皇帝不断呼吁，当然不可能拔除当时官场腐败的病根。雍正还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官场弊病的改革措施。
　　实施耗羡归公和建立养廉银制度，大幅提高各级官员的薪水和办公费，刹住了乱收费、乱摊派的自发动力。开设会考府，主持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审计和清理积欠行动，迫使地方官赔补府库亏空，确保地方财政稳定。创立奏折制度，用皇帝与重臣单线联系的方式，形成中央驾驭地方和政令畅通的链条，实现高级官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最大限度地加强中央集权。
　　这些改革措施延续百年，固化了澄清吏治的制度性基础，在一段时间内营造了不敢贪、不能贪的官场风气。雍正管教官员的招数，为改进官员作风、荡涤官场环境、落实改革措施，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他接手大清江山之初，府库存银不足800万两，交棒乾隆之时已有数千万两，经济硬实力和政治软实力触底反弹，为乾隆完成大一统奠定了强大的国力基础。在雍正朝这个特定时期，雍正的“干部管理”是成功的。（2015年第11期《财经国家周刊》唐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