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至上的意识，渗透于人性的深处。权力，让人既惧怕而又仰慕，既躲避而又追逐，既不无谴责，又打心里赞许和崇尚，并时刻准备为获取它而作出牺牲。
　　一部《史记》，乃至二十四史，上演了一个个追逐权力的故事：父子兄弟相互残杀，为消灭异己生灵涂炭。权力意识又根植于封建时代的农民，他们崇尚皇权，认为谁拥有了权力就可以号令天下，只知生存本身就是支配、限制、占有，及被支配、被限制、被占有。于是，封建时代的一场场农民革命，总是遭遇相同的命运，草草收场。即使到了今天，在我们广袤的土地上，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氛围依然有待强化，专横的权力运作仍屡屡发生，许多孩子的抱负依然和“当大官”“衣锦还乡”或“出人头地”紧紧联系在一起。
　　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好权者、跑官者，源于对“公仆”的曲解。社会既要有分工，便不可无官，官本是为公众服务之人，即公仆。真正甘愿仆于公众者，若人人争相竞之，实乃世之大德也。然而，人们争相获取的却是权力寻租所带来的滚滚钱财、巨大荣耀，以及种种特权。于是，“公仆”之要义，人的道德、尊严、价值早早被抛到了脑后。权力与财富、荣耀，成为等值的概念，所以大有殚精竭虑不择手段获之者，将晋擢一级半阶视作性命攸关者。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历史最根本的源头，不应该简单地求之于社会制度、物质生产，还应更进一步向人心或人性深处去探究。他分析人类多种天性本能，诸如竞争、虚荣、侵略等，由此简约为三——占有欲、权力欲、创造欲，并说“社会科学中基本的概念是权力”，“社会动力的法则，唯有用各种形式的权力的用语可以表达出来”。
　　不可否认，对权力的追求，在客观上于社会发展的确是一种动力，恰如恩格斯把它称为人类步向文明所借用的那根“恶的杠杆”。回眸那根“杠杆”，泛希腊时代的辽阔疆域，来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攻略，古罗马军团赢得了一个统一的地中海，但是其军团方阵所到之处又无不化作焦土和血泪。尼罗河上那位美丽的克里奥帕特拉，先爱上恺撒，后妻于安东尼，但她并不是嫁给一个个男人，而是将躯体出卖给了“权力”，末了自杀。着眼近处，当下多少官员深陷于权力的崇拜，意志凌驾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之上，导致权力滥用，最终身陷囹圄，玩火自焚。（2015年11月13日《光明日报》邵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