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同志是三秦大地走出来的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陕西省长武县是他投身武装革命的第一站。1930年2月，年仅16岁的习仲勋同志受党组织委派，到长武县国民党部队做兵运工作，从此开启了他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在艰险复杂的兵运工作中，习仲勋同志积极融入群众、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兵运工作实际上是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解决群众问题的生动实践。可以说，长武有他革命的根、群众的根，这段革命经历所积累的思想和经验丰富了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理论源头和实践源头，毛泽东赞誉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深植情义之根在感情认同中密切群众
　　习仲勋同志出身农家，有着深厚的赤子情怀，同群众在一起“就像鱼回到水里”。初到长武，他广识同乡故旧，结交进步人士，在组织和群众中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情”“乡党情”“挚友情”。在部队移防亭口后，他和骡马店店主王志轩、乡约刘士荣、小学校长刘警天等进步群众义结金兰、赤诚相见，成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挚友。在部队中，他善于和士兵交朋友，常常为伤病员求医问药送饭，关心士兵生活，联络士兵感情，逐渐成为士兵中的核心。这些“感情网”成为他迅速在国民党部队站稳脚跟的“垫脚石”，也为后来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习仲勋同志说：“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处都要交几个知心朋友，特别是要同工人、农民多交朋友。”感情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黏合剂”、化解矛盾的“催化剂”。做群众工作，实际上是一个情感互通互融的过程。我们要像习仲勋同志那样保持朴素的“百姓情怀”，以情奠基、以义架梁，架设密切联系群众的“连心桥”，真正建立起干群之间的鱼水深情。

深植信仰之根在目标认同中发动群众
　　习仲勋同志秘密打入国民党部队后，当时队伍里只有三名党员，兵运工作举步维艰。他注意用士兵、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他们宣讲革命道理，使他们明白长官是如何“喝兵血”、扣军饷、“吃空名”压迫剥削自己的？劳苦大众为什么穷？地主老财为什么富？从根本上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形成共同的革命理想，唤起了长武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政治觉醒。在习仲勋同志一年多的努力下，部队中党员发展到30多名，在连队建立起了三个中共地下党支部，并成立了党的营委会，他也肩负起了领导兵运工作的主要责任。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王志轩、刘士荣、刘警天等地方群众也纷纷投身革命事业。习仲勋同志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我之所以能在那时去敌军搞革命活动，主要原因是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社会现实，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共同信仰只有植根于人民，为社会成员所广泛接受和认同，才可能将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群体熔铸成一个稳固的命运共同体。当前，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蓝图已经绘就，更需要我们以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感召人、鼓舞人、凝聚人，“唤起工农千百万”，形成推动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深植力量之根在位置认同中凝聚群众
　　习仲勋同志指出，“只有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才
　　会有力量，才会有办法”，强调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只要你有仁，群众就有义。为了掩护习仲勋同志做兵运工作，王志轩把自己的骡马店作为党组织活动的联络点，召开党的会议、部署兵运活动、交流各方情报。“两当兵变”失利后，面对革命受挫的残酷现实，以及长期的奔波劳顿，习仲勋同志心力交瘁、一病不起。王志轩冒着风险安顿习仲勋同志在家中治病养伤、躲避搜捕，四处求医问药。为帮助他尽快找到刘志丹的游击队，王志轩以赶集跑生意为名，先后到彬县的北极镇、旬邑的职田镇打探消息。后来，为了帮助他寻找红军和党组织，王志轩等人又当卖土地和牲畜，筹集盘缠，帮助他辗转来到了耀县照金，同刘志丹同志一起创建了陕甘边区根据地。王志轩后来回忆说：“我之所以保护习仲勋，一方面出于义气，另一方面也是对他的尊重，觉得一个青年人敢于走南闯北，绝不是等闲之辈。”解放后，习仲勋同志依然情系长武人民。1949年冬，在他的深切关怀下，原亭口黑河大桥开始动工修建，群众的出行难问题得到解决。习仲勋同志把革命之根、力量之根深植于群众之中，为革命事业开辟了最为广阔的力量之源。作为新时期领导干部，我们要明确“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位置关系，牢记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站稳群众立场，推动党的事业蓬勃发展。
　　斯人已逝、伟业长存。虽然习仲勋同志已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留给长武的红色记忆却历久弥新，深深地根植于长武大地，根植在长武人民的心中。在全党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之际，我们要在寻根问源中进一步树牢群众观，追寻伟人的足迹，践行“三严三实”，落实“四有”要求，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日子。
　　（作者系中共陕西省长武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