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司法改革拉开序幕，此轮改革以“去地方化”和强化司法权威为核心，以公正与效率为目标。解决纠纷是重要的国家职能，执行是解决纠纷的最终环节，然而“执行难”一直是我国社会的痼疾。
　　在程序保障和接近正义成为现代司法理念的21世纪，分权制衡以提供程序保障、降低成本以使当事人获得实效性接近法院的权利，已成为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改革的原动力。因此，在执行机构和执行权的设置上，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执行机构依然可以设置在法院内部，但应当将执行局改造为执行法庭，配置执行法官和执行员两种人员。在执行分工上将执行权中的司法性的权力配置给执行法官，将行政性的权力配置给执行员。执行法官负责受理执行案件、发出执行通知、决定执行中止和执行终结、对执行异议作出裁定等，但执行法官只有司法裁决权而无实施权，需要由执行员来负责实施。这样有利于维护法官的权威和中立地位，也有利于法院办理案件的专业化分工，体现了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司法独立、司法效率等价值，也符合世界各国执行制度的共同特点和发展趋势。
　　执行是国家职能的体现，关于如何启动、进行和终止执行程序，我国目前存在着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种模式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在执行领域不应奉行“当事人主义”，执行机构的立场不可能、也不应该中立，执行工作“天然地”具有职权干预、职权推动的形态。另一种观点认为，民事执行依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执行机构必须保持一定的消极性，特别是在执行程序的启动方面。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其实，执行程序不应简单地实行纯粹的当事人主义或职权主义，执行权的双重性决定了执行程序应当采取两者兼顾的折中主义，既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又发挥执行机关的能动性，合理划分国家执行权和当事人处分权的边界。（2015年8月18日《中国国情国力》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