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作为一种病症，已经“克服”多年，但至今克而不服，且有蔓延之势，成为时下“反四风”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原因，恐怕是只反“主义”，不治官僚。
　　官僚是官僚主义的主要载体，官僚主义则是官僚所特有的一种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官僚是“皮”，其“主义”是“毛”，只要“皮”存，“毛”必生焉。但有官僚主义的人不一定就是官僚。时下官僚主义如此发达，理应有与其性质相对应的人格承担者。某些官僚主义者置国家民众的利益于不顾，玩忽职守，尸位素餐，动辄造成经济损失数百万、上千万乃至以亿元计，牺牲性命数十条乃至上百条，错误决策和施政行为惹得民怨沸腾，其行为后果仅用“主义”是搪塞不了的。
　　现在，有些人实际上把官僚主义看作一种“富贵病”，就像生活条件过好，引起消化不良、躯体肥胖一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只要某项工作没做好，或出了什么问题，便不疼不痒地承认自己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似乎这种错误不像贪污、盗窃那样丑恶，也不那么严重，检讨几句便可了事。如果普通百姓对其加以批评，他可能在心里嘀咕：你想犯这种错误，还不够资格呢！在这种人的意识中，官僚主义不但不是腐败的象征，却成了炫耀自己地位和权势的广告牌。
　　官僚主义之所以久兴不衰，与无人对此具体负责大有关系。这种病症往往被看作一种团体病，泛滥在不少领导机关之中，蔓延在一些干部身上，谁都可以口头上承认有点官僚主义，谁对官僚主义的后果又都不承担责任。大家吵吵嚷嚷反了一通官僚主义，大搞官僚主义的人往往不受半点损失。这样反官僚主义怎么能取得成效？要把板子打在正地方，必须使官僚主义人格化，有具体人对此负法律责任。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者，事实上就是新官僚，是官僚主义的人格化身。我们反官僚主义必须追究到具体人，决不让官僚化的“官员”虚晃一招，继续为所欲为。
　　在这里，对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不必赘述，人们有目共睹。需要着力指出的是，有官僚主义思想作风的人，与官僚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只要沿此方向再迈几步，就有可能蜕化变质为官僚。所谓官僚，就是以做官谋私利为宗旨者。要反对官僚主义，就必须严厉惩处那些官僚化的干部。有一个查办一个。比如，通过健全法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防止领导者滥用权力；通过机构改革，实现行政科学化、高效化；通过监察、审判、弹劾等法律程序，及时处置那些堕落为官僚的领导干部。只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把生长官僚的社会机制破坏掉，官僚才会愈来愈少，其“主义”才能愈来愈不景气。
　　下面再谈谈政客作风问题。官僚和政客是一对孪生兄弟，前者握有实权而偏重于“行”，而后者参政的主要形式则是“议”。有些行政官员其行为方式已经高度政客化了。因此，只反官僚主义而不反政客作风是不行的。政客作风和习气是产生政治性失信行为的重要原因。所谓政客，与政治家不同，他们是在政治活动中通过政治投机，玩弄权术而谋取私利的人。政客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信仰，只有自己及小集团的私利。真理、正义、理想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幌子。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为了私利，他们会“今天谈财政，明天谈照相，后天谈交通，最后又忽然想起佛来”。我们有些官员，何尝不是这样？虽然暂时还不便直接称其为政客，但至少可以判定他们沾染了严重的政客作风和政客习气。有的官员在公开场合信誓旦旦，大义凛然，人们还以为他是一个鞠躬尽瘁，恪尽职守的好干部。没想到，上午刚开完会，下午就被纪检委带走审查，随后移交司法机关查办。这些沾染了政客作风和习气的人，见风使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自己说过的话，转眼就忘，对自己的许诺，从来就没打算认真履行。在这些人中，大量产生政治性失信行为就不足为怪了。
　　要比较彻底地铲除官僚主义和政客作风的恶习，必须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度。而中国官场大量的官僚主义和政客行为，却很少受到追究。有的是因为严重违纪或犯有贪腐等犯罪行为被绳之以法时，这类行为才被作为副产品牵出而遭到谴责。最近被查处的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还有此前落马的多名高官，几乎每个人在任时，不是“满城挖”，就是“大项目”，其目标雄心勃勃，口号震天动地，很能吸引人们眼球，最后结果不是造福一方，而是后患无穷，令人极其失望。今后，在选人用人的标准上，对那些能说会道，好大喜功，动不动就用所谓“大思路”“大战略”“大手笔”动员辖区民众去干一项云天雾罩的“大事业”的人，组织部门就要警惕这样的人是不是当代言过其实的马谡了。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选用考核制度，把那些善于搞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虚张声势而无实干精神的人淘汰出官员使用和升迁范围。
　　（作者单位：辽宁省大连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