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席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建言，研究生规模必须控制，过去10年间，中国研究生规模增长了约10倍，但中国真的需要这么多研究生吗？那么多工作岗位真的需要研究生学历的人才能干吗？可以说，研究生群体已经泛滥成灾。
　　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小学和初中的在校生规模均在减少，其中小学在校生规模比上年减少14.34万，初中在校生规模比上年减少212.53万，总共减少了226.87万人，这是1998年以来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规模的连续14年减少。与此同时，研究生规模却在不断扩大——1994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仅4.7万多人，如今已超过每年60万人，20年间，研究生扩招疯涨了11倍，甚至超过了本科生。
　　近年来，感叹“研究生质量下降”之类的声音不时见诸报端。毋庸讳言，研究生质量确实在下降，但问题似乎并不能单纯地归咎于学生本身。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最大的区别在于，研究生教育实行严格的导师制。李政道曾经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指出：研究生的培养，从根本上应采取一对一的模式。也就是说，导师质量的高低是决定研究生质量的关键因素。事实也正是如此，研究生作为导师的唯一“产品”，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身为“生产者”的导师又怎能置身事外？
　　现实情况是，研究生数量年复一年地过快增长，导致了包括师资在内的高校教育资源的紧缺，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不少高校都在不断增加导师数量的同时，增加着每个导师所带研究生的数量。于是，一方面“粗制滥造”的导师数量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一些导师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仅仅将研究生当成了自己的“打工仔”，而疏于日常管理，甚至是将“放羊式”教学美其名曰“发挥学生创造性”。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先天不足”的研究生质量究竟还能否得到应有的提高？这无疑是“负激励效应”在大学内部的生动写照——研究生的盲目扩招导致学生质量“掺水”，由此引起导师数量和教学质量的“掺水”。
　　随着研究生大规模扩招的持续进行，其负面意义正在不断显现，反思因此而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板子显然不应该只是打在学生身上。更为关键的是，高校应该根据自身的师资力量以及教育条件进行有计划的招生，而盲目追求规模必然会导致质量的下降。在这种“负激励效应”的环境中，任何单方面指责都是毫无意义的——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导师对研究生质量感到不满，无非是因为导师们牢牢占有话语权，倘若将话语权交给研究生，导师们的成绩恐怕也未必能好到哪里去。（2014年3月3日《大河报》赵志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