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天性是喜欢自由的，自由对人的重要，就像水之于鱼、草之于羊。然而，光有自由，社会也不成其为社会。哲人说：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边界。这句话说得太对了。而这“边界”得靠法律去守卫。不过，社会需要法律，总不等于所有的法律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换句话说，法律好不好，得看它内在的“成色”。
　　说到法律的“成色”，不由得想起晚清时的一个案子。
　　在晚清的戏曲界，杨月楼是一位牛人，他演出过《打金枝》《金水桥》《长坂坡》《恶虎村》《安天会》《水帘洞》等大批优秀剧目。他嗓音洪亮幽远，唱、念讲究字韵，文武皆工，动作灵活如猴，表演孙悟空尤其出彩，有“杨猴子”“美猴王”之誉。杨月楼不仅戏唱得好，人也长得帅极了，当年他在上海金桂园演出时，许多女子前去捧场。
　　在这些如云的女子中，有一对母女尤其痴迷。杨月楼的《梵王宫》连演了3天，这对母女就看了3天。观戏的小女子叫韦阿宝，原籍广东香山，是一位茶商的女儿，只有17岁。连看3天戏后，她对杨月楼心生爱慕。韦阿宝写了一封情书，托一向宠爱她的奶妈王氏送给杨月楼，情书里还附有一张庚帖。庚者，年庚也，所谓庚帖，就是写有出生年月的帖子，实际上就是求婚。对于封闭时代的女子，这可是个极其勇敢的举动。收到情书，杨月楼又惊又疑，惊的是有这样好家世的女子爱上了他，疑的是自己与这女子素昧平生，她会不会是拿自己开涮呢？
　　杨月楼唱戏是名角，收入也颇为可观，但是按当时的身份分类，身为优者的他是贱籍，而经商的韦家却是良籍，贱者不准与具有良籍的人结婚。犹豫了许多，杨月楼决定“冷处理”——不给韦阿宝回信。得不到杨月楼的回复，韦阿宝相思成疾。眼看爱女可能一病不起，母亲韦王氏赶紧派家人将杨月楼请来，杨月楼与韦阿宝见面后，当即答应了这门亲事。
　　然而，良贱相隔这一关终究是要过的，韦阿宝愿意嫁给一个“戏子”，深爱女儿的母亲也想玉成，但韦阿宝的叔父不干，认为这样的婚事有辱门风，逼着韦阿宝退婚。韦阿宝的母亲与杨月楼商量出一种办法：抢婚。所谓抢婚，就是不像一般婚姻一样大办婚宴，而是由男方将女方从家中“抢”走，这其实是一出周瑜打黄盖般的双簧戏。韦家的“抢婚”更简单：韦母决定两人结婚时，由乳母王氏将韦阿宝送至杨月楼的住处，连形式上的“抢”都免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11月1日，韦阿宝的乳母王氏如约将韦阿宝带到杨家，韦阿宝的叔叔一怒之下，将杨月楼告到了上海县衙，说杨月楼拐盗了他的侄女。当时的上海知县是叶廷春，此人也是广东香山人氏。也许是出于与原告的乡谊吧，叶廷春第一时间就派衙役带走了杨月楼与韦阿宝。当年的《申报》记载：被押至县衙时，韦阿宝拜天地的红衣服都来不及换。抓住杨月楼后，叶廷春叫手下用两根很细的绳索勒住杨月楼的拇指，将其吊在房梁上，令其交代“罪行”。杨月楼不服，坚持自己是明媒正娶，不是拐盗，叶廷春命令手下重击杨月楼的胫骨。重刑之下，杨月楼屈服了，承认自己先与韦阿宝有奸情，然后才违背良贱不婚的法律，谋求与韦阿宝结婚。同治十三年（1874年），叶廷春判决，韦阿宝交官媒择配，杨月楼杖责五百，并依诱拐罪流放；其乳母王氏掌嘴二百，荷枷游街示众。尽管韦阿宝的母亲拿着婚书庚帖到县府鸣冤，戏班班主出具了做媒证明，但叶廷春依然坚持原判。
　　叶廷春的判决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一个大笑话。女方主动给男方写求爱信，其母亲也同意其嫁给男方，怎么能叫诱拐呢？既然罪名不成立，判处刑罚自然更加荒唐了。然而，依清律，叶廷春的判决却并无大错。大清律明文禁止良贱通婚，贱人娶良人女为妻者，需离异，并处杖刑八十；倡优乐人娶良人女为妻，罪加一等，处杖刑一百。叶廷春的判决无非是有点滥用自由裁量权，对“罪犯”的刑罚判重了些。而在晚清那个时代，官员对老百姓罚过其当的比比皆是，根本不算个事儿。
　　故事讲这里，该回到法律内在“成色”的话题了。世间的法律有两种“成色”：一种是建立在呵护美好人性的基石上，能增加公民的快乐幸福、社会的和谐安定，可以让我们生出敬爱之心；一种是像清代的法律那样，建立在维护某些反人性反人道的教条上，它只会让那些老实忠厚的人遭受痛苦与不幸。而法律又是规范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则，它的内在“成色”如何，实际又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