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不统一，大约是社会生活的常态。比如，一再引发社会争议的延迟退休问题。官方的态度是延迟退休是必然；民间的意见是反对者占大多数；专家们提出新的退休方案，却无一例外地遭到“痛扁”。众声嘈杂之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贡森的观点，看似普通却一语中的：关于延迟退休，全社会需要一场理性对话。
　　理性对话的前提是什么？首先是弄清楚基本事实。
　　如同贡森所说，在延迟退休问题上，很多报道所提供的数据，存在失实和误导。比如，“延迟退休或致每年六成人失业”的说法，就是想当然的数字换算。实际上，每年因延迟退休而对新就业所产生的影响，只有一成左右。此外，三中全会只是决定“研究制订”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而不是“制订”。
　　对政策的误读，被一些不实信息误导，舆论表达很容易情绪化。前些日子，未经证实的“延迟退休公务员先行”，就引得舆论一片哗然。事实不清，再加上意气用事，想让延迟退休在理性对话中达成共识，自然困难。
　　不少公共话题都存在如此困境。稍加观察就会发现，很多无法达成“共识”的舆论之争，往往是情绪的对抗，而非意见的交流，论争的是立场、观点，而非事实。转基因食品之争中，有专家言之凿凿：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不应依靠民意，而应按照法规和程序走，农业部作为主管部门不敢拍板是不作为，导致转基因水稻产业化错失良机，再等待拖延将误国。公众却疑惑重重：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危害健康？各种试图证明其害处的“小道消息”在网络上流传，却很少有人拿出真实可信的调查数据。专家们没有提供相关的人体实验报告，公众也不去追问他们所获得的那些消息是真是假，双方更多是在“支持”或“反对”上较劲。
　　分歧大于共识，或许是舆论现状。其间原因多种，但情绪化和偏见显而易见。
　　社会压力之下让人焦躁不安，很容易产生心理失衡，加之社会阶层差距的增大，让人们对公平尤其敏感。一件事，只要能产生“凭什么”的义愤，愤怒不满的情绪马上就会被激发起来——网络的意见表达中，有多少是在指责谩骂，又有多少是在客观冷静地讲道理，就事论事？
　　偏见也一直都存在。专业人士会以专业知识为支撑，批判普通人的愚钝，傲视“班门弄斧”的外行；公众会以“民意的大多数”自居，迫使规则和常识让步。每个人都习惯于选择自己知道、相信的观点立场，拒绝和怀疑“己所不容”的看法作派，然后在各种各样的偏见中，关闭对话之门。
　　没有绝对的思想统一，有的只能是求同存异。舆论分歧中，尽可能创造平等的对话环境，减少导致社会情绪化的不公平感，是官方之责；摆脱利益的诱惑，坚守科学精神和专业素养，是专家精英的担当；于公众而言，学会辨别真假，学会摆事实讲道理，学会质疑批评，才可能有理性的对话。（2013年12月6日《中国青年报》冯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