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从1978年春天调到中共中央党校开始，到2001年底退休，一直是从事哲学教学工作，除了中间一阶段担任过研究生部的教学行政工作外，前半段时间主要是给党政干部班讲课，后半段时间主要是担负指导培养研究生的工作，直到去年年末还在给研究生讲专业课。以后如果有机会，我还希望能够为党校的教学科研工作，继续尽微薄之力。所以，我到中央党校后至今的主要生活内容，是一种教学生涯，而在这约30年的时间里，恰恰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大变革的时期。所以，与前半生的经历联系起来，回顾这一段的工作经历，可谓苦辣酸甜，百味俱全，内容丰富，教训和经验并存。如果认真总结一下，也可以作为研究人生哲学的一笔思想财富。
　　到党校来当教师，对我而言，这实在是“半路出家”。不过，由于工作需要，1978年4月来到哲学教研室，马上就被安排给党政干部班讲课——当时我觉得这实在是个相当“重大”的任务。虽然此前并没有受过教学工作的职业训练，也从未讲过课，但是任务下来了，也得硬着头皮走上讲台，而且居然讲得下去，并且还可以下班与干部学员们进行辅导和交流了。现在回忆起来，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教师，之所以能够承担起这样“重大”的任务，最根本的原因是“需要”，这个“需要”变成了我的工作动力。当时的想法是，既然需要，就只能讲了，无非是讲得不好，人家不满意，再去备课重新讲就是了。看来，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工作，没有能不能干的问题，而是干不干的问题。党校的课堂给了我们用武之地，所以，只能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来说明自己的真正本事，此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当然，虽然没有任何教学经验，我之所以能够很快适应给干部班讲课的要求，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情。在调到党校搞教学工作之前，我已经有了一些思想准备，首先对“文革”前学的基本知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做了复习。事实证明，这样的理论准备功夫，对教学是个前提条件，否则，将会很被动的。这个问题说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功底，就是有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也是无济于事的。套用古人的话说，教师与学员的区别，只是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的不同而已；但是，教师必须明确，自己担负着传道、受业、解惑的任务。这个要求的基本精神，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仍然适用。因为道理很简单，己之昏昏，怎么会使人昭昭呢？
　　应该承认，党校的教学工作，对于教师的要求是全面的，这就是说，教师与学员之间不仅仅要有理论知识的交流，而且还要进行感情的交流。通过一段时间的讲课，以及为干部班学员进行辅导，特别是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感到自己能够比较快地与他们有了共同语言。人与人之间在思想上能够真正沟通，仅有理论知识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大体上相同的实践经验和人生体验。这就是说，教学任务的完成，需要教师与学员之间理性知识和感性经验的结合，而后者则是前者所不能代替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自己得益于“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人生经历。比如说，建国后的一些大的政治运动，我都经历过或者是亲身参加过，如“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我被下放到鞍钢的一个矿山当了两年工人，到“五七干校”种了一年地，之后一直到1978年调到党校工作前，又在冶金工业部机关工作了五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虽然是短短的20多年，由于对许多事情的深刻感受，特别是对那些特殊事件刻骨铭心的记忆，使我获得的人生经验却是平常半个世纪也无法相比的。
　　应该承认，大学毕业后本来想马上投入研究工作，可是，十多年的宝贵时间却在“运动”中消耗掉了，这自然可惜；但是，我觉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因为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实际上是一笔无形的思想财富。这些丰富而生动的经验资料，经过历史的对比和反思，逐渐融化为我人生中难以磨灭的思想财富，而这些思想财富，已经成为教学过程中我与学员进行沟通的一座精神桥梁。
　　我记得，一次与某地的一位县委书记学员交谈时，对“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等问题的看法，就产生了共鸣，认为这个历史教训，对于新时期的工作，仍然应该借鉴。这样，我在给干部班讲课中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究竟怎么讲、讲到什么样的程度，确立什么样的针对性，心里就比较有底了。可见，讲现实中的问题，也应该有历史感。讲课的所谓“历史感”，就是把我们所研究和讲解的问题，作为一种发展过程来对待。所以，我认为，在党校的干部班教学中，无论是研究或者讲解什么问题，都应该以鲜活的历史事实作为根据。如果在讲课中，能以切身感受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就大多数人来说，对历史知识谁都不可能完全是亲身经历的，而且越往后就越不可能了。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努力学习历史。在党校的教学和科研经验告诉我，有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基础，才能使我们讲的和写的东西真正“活起来”。
　　实际上，我的这些人生经历，对我的思想成长也是一种无形的磨练，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积淀，它把我学过的那些书本知识，诸如一系列的哲学理论原理，内化为我自己的思想见解。这样，在讲课中或者写文章的时候，就逐渐减少了类似“学生腔”似的“生吞活剥”的现象。记得一位朋友说过，小孩子会说话，但是，他不会讲道理。这与黑格尔的一个思想观点一致：同样的一句格言，在一个青年人的口中说出，与在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年人口中说出，那含义是不同的。这就是说，要使自己讲的课或者写的文章，能够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必须努力开发亲身实践的那些宝贵经验，在消化和思考中不断地使自己获得的理论得到升华。这几年中，经过对自己党校教学生涯的反思，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师，必须把自己想传播的思想理论，用经过消化了的历史经验“激活”起来。以鲜活的经验教训为基础的理论，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理论，而只有这样的理论，才值得传播。
　　人总是在社会关系或者说人际关系中生活的，作为教师，他的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就是与学员之间的关系。事实证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教师与学员的关系，是教师教学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人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句话，对于当代社会的教师来说，其真理性仍然是明显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体会首先是，作为教师，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育者”自居，必须努力在教师与学员之间建立起一种真诚的平等关系。对于教师来说，必须尊重学员，因为不管你的本事多大，如果不尊重别人，你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我认为，教师和学员之间的最纯洁关系，就是建立起一种互相尊重的朋友关系。
　　这个问题，在培养和指导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中，也是不能不注意的。我是1983年开始担负指导和培养研究生工作的。对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一方面必须真正担负起作为教师的责任，在学业和修养上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对他们也要以朋友相待，坚持平等精神，充分地尊重他们在学术观点上的自由选择，而不能以任何形式强迫他们成为自己学术上的“随声附和”者，更不能把研究生作为自己课题“项目”的打工者。
　　当然，在党校这样的教学环境中，因为面对着的是高中级党政领导干部学员，所以，如何认识和对待教师与学员的关系，是个特殊的问题。这其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曾经引起我的深思，这就是，我们有的教师，对领导干部班的学员，总是以官衔相称，出口则是“某部长”“某局长”“某主任”等等。在这样的“官念”之下，我们一些教师总觉得是“低人一等”，甚至是“低人几等”，不自觉中就失去了自己的尊严。所以，我们应该明确地正视自己的教师身份，无论是在多大的“官员”学员面前，都应该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经验教训说明：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而失去了基本人格尊严的人，是不能称之为教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