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欧洲处在基督教文化笼罩之下，总体宗教文化倾向是独尊基督、排斥异教文化。但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巨人们并没有囿于这一传统，相反力图借鉴异教文化来探寻文艺变革的方向，这就使意大利文艺复兴散发出浓重的异教文化气息。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具有明显的尚古倾向，以致后来人们将这场从意大利兴起的思想文化运动看作是古代文艺的“复兴”。这种尚古倾向虽然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存在，但它们只是零星地、有选择地借鉴古代文化的某些成分，不像意大利那样“无论有学问的或一般人民，他们的情感都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整个古典文化那一方面去”，并认为这是伟大过去的象征。但丁可谓是把古代异教文化推向民族文化最前列的人。他敏锐地洞察到“古代文明在每一种使人感到兴趣的精神事业上都具有丰富的真理知识”，因此，摒弃了狭隘的独尊基督意识，力图从古代罗马的异教文化光辉中去寻求民族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神曲》就是宣扬异教文化的杰作。在这部书中，但丁对一些异教徒，包括古代著名诗人、学者以及中世纪伊斯兰教的杰出人物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将他们的幽魂安置在一座美丽的城堡里。彼特拉克被人称为“古代文化的活代表”，他努力“模仿各种体裁的拉丁诗歌，力求用他卷帙浩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来介绍古人的作品”。薄伽丘在“三个戒指”和“裁判官”里也呼吁信仰自由，抨击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的血腥迫害。在他眼里，犹太教、回教、基督教均得到上帝法律的认可。不仅如此，人文主义者在崇尚古典文化的同时，对异教的东方文化也进行了研究。当时意大利设有专门的西伯来文、阿拉伯文讲习所，一大批人文主义者在此任教、学习，德意志出现了“对西伯来文的学习变得如此普及甚至比希腊语还更受欢迎”的势头。

米朗多拉是一位著名的东方学学者，他对犹太教的法典、犹太教神秘哲学颇有研究。巴尔美斯是西伯来文化的传播者，毕生从事翻译工作，其翻译的西伯来文作品直到17世纪才公开为人传诵。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异教气息还表现在人文主义者在“宗教上完全流于主观”，并日趋世俗化。布克哈特说：“当北欧的神秘的禁欲教派急于为他们的新的思想感情方式创造新的形态时，在意大利每一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并且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生活的海洋中飘荡而没有任何宗教指引。”而这一特点正是教会世俗化造成的。文艺复兴期间，教会势力在追逐世俗权力的过程中日益世俗化，大批神职人员包括教皇、红衣主教热衷于世俗享乐，甚至腐化堕落。马基雅弗利因而得出“我们意大利人较之其他国家的人更不相信宗教”的结论。他认为，意大利人之所以发生宗教信仰危机，主要“因为教会和它的代表们给我们树立了最坏的榜样。”这一状况在人文主义者的作品中得到反映。卢吉・普尔奇在《库尔根特》中塑造了马尔固特的形象，他“漠视一切宗教，快活地承认他有种种恶行和肉欲”。由于宗教观念的淡化，不少人文主义者对《圣经》公开质疑甚至批判。加布列・达・萨洛医生指出，基督不是神，是约瑟夫和玛利亚的儿子，并且和一般人一样受胎。布鲁诺更认为天主教会关于上帝具有“三位一体”性的教义是错误的。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不仅崇尚异教文化，也是基督教的批判者。他们以异教文化来填补基督教文化的不足，以异教徒精神来批评基督教教义的虚妄，从而使意大利文艺复兴呈现异教文化的特征，因此人们常把“意大利的‘异教徒’人文主义与北方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