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是一股特殊的社会力量，它发挥了规划者、鼓动者以及领导者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纵观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平民知识分子、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都通过自己不懈的理论探寻和忘我的实践精神探寻适合俄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并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俄国现代化向前发展。

俄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较为独立的社会群体最终形成于19世纪30、40年代，其典型标志是在这个时期在俄国知识界围绕着俄国向何处去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大论战，并且在知识分子内部形成了政治分野，最终划分出两大营垒――西欧派阵营与斯拉夫派阵营。

长期以来，由于俄国在地理环境上的独特位置，即国家版图横跨欧洲和亚洲大陆，深受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从第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开始，直至20世纪初，俄国的历史发展犹如巨大的钟摆，摆动于“西方式”与“东方式”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以强制的方式率众皈依东正教，拉开了俄国“西方化”的序幕，这一过程持续到蒙古鞑靼人入侵前的13世纪40年代；从13世纪40年代至15世纪80年代，俄国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来自蒙古鞑靼人的统治，被迫走上了“东方化”的道路，尽管1480年终于摆脱了异族的统治，但是“东方化”进程以其惯性仍然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直至17世纪末；从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这是俄国历史上急速的“西方化”阶段，先有彼得一世急行军式的“西方改革”，后有女皇伊丽莎白，特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在他们的统治下，俄国的“西方化”进程加速了；而从19世纪开始，俄国历史发展的“钟摆”似乎失去以往的规律性，迟疑并固执地摆动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它表现为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式”的统治和他所支持的斯佩兰斯基改革是西方式的，但他同样支持的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制”却是典型的东方式的。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放农奴，赋与其人身自由权利，但不放心的沙皇政府又试图以“东方式”的村社将农民禁锢起来。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资本主义艰难地迈开其步伐，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政治上，专制制度仍然是一夫当关，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顽固地坚持“东方式”的超级集权统治。俄国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长期深陷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恶性循环之中，它坎坷多难的命运引起了自觉意识渐强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关注，由此酿成一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大辩论。年轻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以他们艰苦的理论探寻，寻找着俄罗斯社会的发展方向，规划着俄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争论的焦点即是俄罗斯向何外去，即是走西方式的道路，还是走东方式的道路？这个长期存在于俄国知识界的问题被称为赫尔岑式的历史命题，赫尔岑称它是“俄国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CфИHKC PYCCKOЙ ЖИ3HИ）”。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俄国知识分子的内部依据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认识水平发生了第一次政治大分野，最终划分出两大营垒――西欧派阵营与斯拉夫派阵营。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是阿・斯・霍米亚科夫，康斯坦丁・阿克萨克夫，伊凡・阿克萨克夫，伊凡・基列耶夫斯基，彼得・基列耶夫斯基，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斯拉夫派认为俄国自古即拥有优秀的文化和传统，认为俄国的农村村社、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是俄国独有的特性，俄国完全可以根据俄国的历史特点，走迥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在他们的眼里，走西方式的道路对于俄国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彼得一世的改革则毁灭了俄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他们一般反对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他们甚至主张回到彼得一世以前去。这一派知识分子许多人来自贵族和地主阶层。

西欧派的代表人物是巴・瓦・安年科夫、康・季・卡维林、吉・尼・格兰诺夫斯基、彼・雅・恰达耶夫等。该派主张俄国无法孤立于欧洲，固步于自己的传统，俄国必将走与西欧一样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事实上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已经把俄国拉上这条道路，他们大多视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是限制俄国历史发展和走西方式道路的阻碍，主张予以废除。这一派的知识分子大多来自平民阶层。从一定程度上讲，在19世纪30-40年代的思想大论战中，西欧派的重要人物、著名哲学家和作家彼・雅・恰达耶夫于1836年发表于《望远镜》杂志上的一系列《哲学书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恰达耶夫在第一封信中将落后的俄国与先进的西欧进行了比较，他痛苦地回顾了俄国发展的曲折历史，毫不隐讳地批判了俄国的专制制度。在他的眼里，“我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种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种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他热情地歌颂了18世纪初彼得一世进行的改革，“曾经有一位伟大的人，想要启蒙我们，为了让我们爱上教育，他向我们投来了文明的斗篷。我们捡起了斗篷，却没有去触动教育”。

恰达耶夫大胆的话语震动了整个俄国，他的书信的发表被称为“恰达耶夫事件”而列入沙皇政府的宪兵第三厅的档案之中。沙皇尼古拉一世宣布《哲学书信》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并下令关闭《望远镜》杂志，并追究有关人的责任。

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欧派，他们都是由俄国社会中那一部分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都是立足于俄国传统与现实，并且将俄国与西欧做以多方面的比较，都是不满于俄国的现状，苦思于探索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答案。如同赫尔岑所说：“我们大家都有爱，但具体说来爱与爱又不相同。”西欧派的主张是激进的，但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民族虚无主义色彩；斯拉夫派的主张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保守色彩。但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这一场持续十余年的争论表明俄国知识分子的队伍已经形成，并且日益成熟地和广泛地显示其渐强的独立性，以及其对国家政治生活强烈的参与性。

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大势，几乎近代的每一个国家在经历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之前，都必然经历一个思想启蒙的时期。因为现代化的发展首先需要思想意识的现代化，即先进思想观念的传播、先进政治理论的创建，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历史性变革大造舆论声势、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勾画未来社会的蓝图，俄国一代代知识分子起到的正是这个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