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既有其哲学思想背景，又有其时代背景。应用伦理学首先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伦理学本是实践性的，即应用性的，为何还要再突出一门应用伦理学（appliedethics）呢？这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分析伦理学密切相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西方社会赢得了空前的威望，渐渐地人们认为，有了科学人类福祉就有了全面的保障。20世纪的分析哲学敏锐地认识到，有了实证科学，哲学就再没有资格去担任说明经验世界的任务，哲学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人们正确地使用语言，其本分是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在这样的哲学思想背景下，伦理学的本分也被界定为对道德话语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分析伦理学家则明确宣称，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不是伦理学家的职责。这一时期的西方伦理学是不关心人们道德实践的、极端“经院化的”伦理学。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科技进步并没有推动道德的进步，实证科学不能全方位地指导我们的生活。两次世界大战曾使人的尊严和生命饱受蹂躏，“冷战”时期的核军备竞赛似乎随时都可能把人类推向核战争的深渊。科技进步诚然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它所武装的工业文明也带来了全球性的生态破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刺激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而制度改革不可缺少伦理的考量。20世纪60、70年代的“性革命”更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道德传统。现代医疗技术和基因技术一方面延长了人们的寿命，一方面有把人工具化的趋势。这一切都在激励着新一代的伦理学家，使他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不能继续恪守“核心时期”分析哲学的伦理学传统了。伦理学必须重新恢复其直面现实、关注实践的“老传统”。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西方应用伦理学兴起了。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建设渐入佳境。但西方人所曾遭遇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无法回避。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都处于急剧变革之中，这种变革势必要求并推动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改变，服务于计划经济的道德体系和道德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现实呼唤贴合实际的伦理学。应改革实践之需，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应用伦理学在我国伦理学界越来越受重视。

但当代应用伦理学不是孔子、苏格拉底时代伦理学的简单复苏。在古代，科学不发达，所有知识都囊括在哲学之中。哲学家仅凭哲学思辩就可提出比俗众高明的道德智慧。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科层化，使人们的生活情境极为复杂。纯粹的哲学思辩已无法对具体情境中行动的对与错（right or wrong）进行判断。例如对转基因食品该不该投放市场，克隆人是对还是错等问题进行判断，不仅要求我们有哲学伦理学思想，还要求我们有生物学的基本知识，即应用伦理学研究必须与各种具体科学研究相结合。但应用伦理学之应用研究又不只是案例分析。今天的应用伦理学被分为经济伦理、企业伦理、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科技伦理、计算机伦理等分支，不过，仅对现代人的道德实践进行分割式的研究是不够的。应用伦理学不能放弃对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整体性反思。应用伦理学之应用就应体现为双向反思，即一方面指向现实生活，一方面指向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这种应用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描述和顺从，也不是拿着先验的道德准则到处套用，应用的目的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参与和关注去促进现代文明之道德维度的健康生长。简言之，应用伦理学之应用不是工程技术式的操作性应用，而是批判性、反思性的应用。

应用伦理学不能认为凡现实中有的都是道德上正当的，凡科技使我们能够做的都是可以（或应该）做的。现代人在很大程度上为科技、商业、政治所形塑，科技、商业、政治都是带着强有力的价值导向的社会建制。它们的价值导向正是应用伦理学的反思对象。比如商业对利润的追求是压倒一切的，它倾向于煽动大众的各种消费欲望，应用伦理学则不能认为它所煽动的任何欲望都是正当的。对现代商业所刺激的大众欲望进行伦理审视，正是应用伦理学的天职。科学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对科技探究的限制。我国也有科学主义者认为，伦理道德、法治、民主都没有科学管用、可靠，从而无权对科学研究进行限制，例如无权限制科学家从事克隆人研究，据说，科技是超越于伦理道德、法治与民主之上的事业。这是很荒谬的观点。“科技以人为本”，即科技只是人类谋求幸福的工具。科技也只是具有局限性的人所从事的事业，它怎么能凌驾于伦理道德、民主法治之上呢？应用伦理学有权对现代科技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这甚至正是应用伦理学的核心任务。它当然无权凌驾于科技之上，但它当努力以道德的“应该”去约束科技之“能够”，道理很简单，并非人所能够做的事情都是应该做的。

应用伦理学既然不是纯粹的案例分析，就必然是有一定的道德立场的。但它不能把自己的道德思想教条化，它必须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与实证科学的对话，而反省自己的道德立场和思想。例如，人道主义是现代道德的基石，人道主义凸显人的尊严和权利，但现代性中的人道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以抹煞非人动植物的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利为特征的人道主义。现代生态学则表明，人类与非人生物是处于共生关系之中的。吸取生态学的思想，应用伦理学可以重新反思人道主义原则，从而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坚持人道主义。